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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
最后的告别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1947年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去香港的火车。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佣人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1972年，二姐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那场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不久，爸爸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必然也受到了牵连。我和妈妈最后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妈妈是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里。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世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那时还在英国，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全家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
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3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