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璞出生于法国。1993年，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不久的他收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派遣书，来到中国参与大亚湾核电项目。这趟远行，让他此后30多年的人生与中国紧密相连。

　　来到中国两年后，戴璞背起行囊，开启了一次西藏之行。离开拉萨时，他坐上一辆开往青海格尔木的长途大巴。途中，他第一次听说，中国计划将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延伸至拉萨。

　　在戴璞看来，基础设施正是中国转型的基石。“道路、机场和铁路建成后，缩短的不只是地理距离。人员往来更加便利，货物运输成本随之下降，资本和产业也有了更大的流动空间。”他说。

　　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戴璞再次想起那趟大巴之行。真正让他感慨的，不只是工程本身，更是一个看似遥远的设想，经过多年规划、投入和建设，最终变成了现实。

　　这些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上海的戴璞，是京沪高铁的常客。列车驶出站台后，他会打开电脑继续处理工作。有时，一场电话会或视频会几乎贯穿整段旅程，车上的WiFi和5G网络足以支撑会议流畅进行，极少因为高速移动而中断信号。

　　这样的体验在他看来并非理所当然。在世界许多地方，列车上网络仍会卡顿，电话也可能频繁掉线。但在中国，交通网络与通信基建的叠加，为他编织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连接感”。

　　戴璞观察中国，并不只在高速移动的列车上。

　　30多年来，他在中国骑行超过3万公里。工作日里，常驻上海的他会在清晨5点出门，沿着黄浦江骑行。此时天色从灰暗一点点变亮，路边小店升起早餐的热气，公园里已经有人开始跳舞、打羽毛球或散步。这是戴璞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之一。

　　中国的制造业升级，也让戴璞印象深刻。

　　自2001年加入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并于2020年出任公司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以来，戴璞的职业生涯深入中国经济的腹地。

　　20多年前，外界谈到“中国制造”，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低成本和完整的供应链。如今，新能源汽车、大飞机以及化工、金属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写这种印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进入技术更复杂、附加值更高的终端产品领域。

　　戴璞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生产率的提升”。在他看来，生产率不是依靠更便宜的劳动力，也不是让人工作得更辛苦，而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更复杂、更有价值的产品。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关系也随之改变：过去，它们更多把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入中国；如今，学习开始双向流动。制造仍是根基，但“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优势走向技术和价值优势。

　　除了制造业升级，还有能源转型。“中国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领域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不仅赋能自身发展，也深刻参与全球绿色转型。”戴璞说。他以钢铁行业为例：如果用绿氢生产低碳钢铁，就需要大规模低碳电力，这又会牵动可再生能源、电网、储能、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的整体升级。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电池技术、整车制造、充电网络、数字座舱，加上超大规模本土市场的协同发力，让这个全新的产业迅速发展，并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着全球汽车产业的版图。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早已跨越了单纯追求规模与速度的阶段。”戴璞说，“它不仅是自身向‘新’与‘绿’的深刻变革，更是以大国担当，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庄重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