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大众文艺成为文学文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在这一蓬勃发展的文艺浪潮中，东北素人写作以黑土地为根基，以烟火气为底色，书写着东北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与时代记忆，成为新大众文艺版图中极具标志性的地域创作潮流，为新大众文艺注入温暖力量，增添粗粝质感。

　　东北素人写作的一大特色在于叙事路径上的转变。一般意义上的素人写作，如外卖员、快递员以及打工者的创作，大多遵循一条清晰的“离乡—进城”叙事线索，讲述个体如何离开家乡，在都市中谋生。东北素人写作的侧重点不在如何离开故土，如何向往远方，而在于如何重返家乡，如何表现对故乡的守望。这种“向回转”的叙事选择，根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独特的社会转型经验。东北素人写作者用自我言说的方式，讲述东北人与黑土地共生共存的命运沉浮。他们书写的不是改变命运的奋斗史，而是当命运已被改变时，人如何与这种改变和解的精神史。白嵩的《欢迎再来》记录了他与父亲几次回鞍山的过程，祖孙三代的人生际遇、红旗拖拉机厂的兴衰、国企改制带来的家庭波折在一次次的团圆饭中浮现出来。当“离乡”成为素人写作中人物成长的隐性线索，东北素人写作以其对黑土地的浓厚情感，开辟出“坚守”的创作路向，不仅丰富素人写作的创作题材，也使东北素人写作成为观察后工业时代社会变迁的文学样本。

　　从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上来讲，东北素人写作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逻辑。一些素人写作倾向于采用“苦—怨—喊”的情感宣泄模式，容易陷入情绪陷阱。东北素人写作则提供了另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它不回避现实困境，但拒绝给人物简单地贴上受难者的标签，也拒绝停留在情绪宣泄层面。如三胖子笔下《五爱街往事》中的五爱街姐妹，日子再难也相互照应，不放开彼此的手；《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母亲们，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用最朴素的方式撑起家庭重任，尽心尽力培养下一代。这些作品的情感落点不在于生活艰辛的渲染与控诉，而是聚焦个体的精神韧性与自我救赎。学者胡智锋在《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现实》一文中提出“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主张“在关注平民叙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东北素人写作正生动体现了这一创作理念。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这种情感底色重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读者不再是生活困境的旁观者或施舍同情的一方，而是与书写者处于平等位置的理解者与共情者。

　　东北素人写作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它对历史记忆与怀旧情感的处理与众不同。长期以来，东北在文艺作品中被高度符号化：钢铁、锈迹、下岗、严寒被反复讲述，逐渐形成一套固定的意象系统。这种同质化叙事将东北简化为一个单向度的形象，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东北经验的复杂性。专业作家在重构历史时，往往难以摆脱固化的写作路径，不自觉地迎合读者对“东北叙事”的刻板想象。东北素人写作者则以“在场者”身份，用非虚构手法直接打捞正在消逝的历史碎片。他们不加滤镜、不迎合，只是如实记录东北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日常生活。这类记忆书写的价值不在叙事技巧多么高超，而在于它为一整代人留存了民间的朴素记忆。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怀旧。一种是消费型怀旧，把过去浪漫化为可贩卖的审美对象，满足读者的感伤情绪；另一种是批判型怀旧，清醒地知道过去无法返回，却仍然选择打捞，因为只有记住来处，才能在变化中找到方向。东北素人写作中的怀旧，显然属于后者。它不美化逝去的岁月，也不回避转型的阵痛，而是在追溯来处中寻找走向未来的可能。这种实践，打破了东北文艺长期以来的符号化困局，使普通人不再是景观中被审视和塑造的符号，而成为历史言说的主体和见证者。

　　东北素人写作的价值，不只为素人写作增添了一种地方性样本，它实际上触及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核心命题：当普通人成为创作主体，他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经验。东北素人写作者用“向回转”的叙事、不控诉的情感立场、“去模式化”的记忆实践，开辟了一条源于生活现实的表达路径。这种路径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素人写作的书写不是对专业写作的补充或模仿，而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实践。当越来越多普通人拿起笔，文学就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成为千千万万人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方式。这或许才是新大众文艺最值得期待的未来。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