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京杭大运河浙江段和浙东运河为载体，浙江运河文学形成的千年文脉，将民俗民情、自然风物、漕运实践和商业伦理融于一体，让跨越古今的文字在盈盈水波间闪烁共鸣，凝聚成独具江南风情和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标识。

　　从历史维度纵览，浙江运河文学内容丰富、代有名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开启航道叙事；隋唐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入浙壮游唱和；两宋时期王安石、苏轼、柳永、杨万里、范成大、周邦彦、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等留下与运河有关的多彩诗篇；明清时期《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勾勒出运河作为商业主动脉的市井风貌。鲁迅、茅盾、丰子恺、徐志摩、郁达夫、王旭烽、黄亚洲、艾伟等，书写发生在浙江运河两岸的现代故事，焕新文脉。

　　从地理维度观之，浙江运河文学的核心特质是“流动性”与“水陆双栖”。与中原大地厚重的乡土叙事不同，浙江运河文学充满了羁旅视角和乡愁记忆。它是贺知章回乡时的“客从何处来”，又是陆游披星戴月的“早晚归舟听橹声”，也是茅盾、丰子恺笔下运河小镇的家国忧患。浙江运河文学呈现出浙西与浙东的差异：浙西运河（杭嘉湖）侧重于蚕桑文明、园林审美与书香门第的雅致；浙东运河（萧绍甬）则因其通江达海的特质，蕴含了更多经世致用与海洋文化的刚毅。

　　从文化维度透视，浙江运河文学是“运河诗学”在江南地域的具体呈现。浙江运河文学通过多元艺术表达，重构了运河与人、运河与社会的文化关系。从古代文人墨客的运河题咏，到当代小说《北上》对百年运河史的钩沉，再到舞剧《遇见大运河》的艺术演绎，以文学为基点的运河想象，始终以“流动、联通、对话”为精神内核，呈现运河沿岸的商贸繁华、民俗风情与社会变迁，成为展现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生动载体。

　　当前，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文学数字化传播已成趋势，浙江运河文学尚处于传统叙事向现代转型的“沉静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浙江运河文学应在数字化浪潮中实现文本与资源重构，实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活态传播”。

　　一是整合文学资源。目前，浙江运河文学文献有不少散落于沿线各地的县志、家谱或私人收藏中，呈现出“碎片化”的“孤岛”式分布，仅仅将其“文本数字化”还不够，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电子存档，提升到对运河文学基因的深度阐释。通过数字技术绘制浙江运河文学知识图谱，将地理坐标、历史时间、审美意境与情感逻辑进行融合。这种“文化算力”的整合，能让碎片化的资源重组为可呈现、可跨界流转的数字生产资料，让文学资源在数字层面上“流动”起来，赋能未来数字文化创新传播。

　　二是打造沉浸式叙事。利用数字技术（如VR、AR、MR、动作捕捉、触觉反馈等）将那些定格在浙江运河文学文本中的历史时空，在数字镜像中进行“活化呈现”，构建视、听、触、摸以及空间感联动的沉浸式场景。这种“具身化”认知重构，能让浙江运河文学超越文本阅读，转化为主体参与的交互空间，人们可以在虚拟与现实的褶皱中感受文学的体温，切实感受浙江运河文学发生的时空脉络。

　　三是释放“大众叙事”潜能。当下，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广泛应用于文化创造，利用好AIGC技术一定程度上可以挖掘并释放“大众叙事”的创造潜能。我们可以借鉴江苏省社科院构建“大运河垂直语言大模型”的经验，搭建基于浙江运河文学资源的垂直语言大模型，为普通民众提供低门槛的创作接口。让每一位到访运河公园或相关博物馆的游客，都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将眼前的实景与浙江运河文学基因进行二次整合，生成个性化的数字艺术品，让浙江运河文学“活化”在每个人的屏幕里，形成一种基于算法美学的、自主性的文化样态。

　　四是探索“全球叙事”经验。浙江运河文学的数字化为跨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去中介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转译技术与算法化的精准分发，将浙江运河文学中蕴含的和合文化、生态智慧、非遗民俗等转化为海外受众可共情、可共鸣的数字符号。通过数字化平台吸引全球创意主体参与浙江运河文学的二次开发，让流淌在浙江大地的大运河化身为海外受众走近中华文化的媒介。

　　浙江运河文学的“活态传播”目标是借助数字技术，使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从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变为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当代文化样态，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合，有助于使浙江运河文学真正“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温润而坚韧的文化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