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和平》，初衷不是想写一部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为了那些被硝烟淹没、被历史忽略的平凡生命，我想为他们留下一抹属于个体的生命印记，用以叩问战争与和平的终极意义。

　　我坚信，再磅礴的历史，都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构成。于是在小说开篇，我便将目光落于两个普通人身上，让张子民与八木下弘拥有同年同月同日的生辰，却有着天差地别的人生轨迹。张子民生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在饥饿、贫困、瘟疫与战乱里辗转，两度沦为孤儿，一生都在颠沛中求生；八木下弘成长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生活安稳无忧，而“明治”“大正”的年号，皆源自中国《周易》，这份文化同根同源的联结，既是八木下弘自幼向往中国的情感伏笔，也让他一生深陷人性分裂的痛苦，在侵略任务与本心良知间苦苦挣扎。

　　时间没有刻度，亦无痕迹。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为战争而来，可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而悲伤。翻阅海量史料时，我看见太多乱世中的普通百姓，他们并非对世事漠然，只是被恐惧深深裹挟，比起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能力，他们连预判战争降临的力量，都微弱得让人心疼。

　　写作情感的限度，其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八木下弘是侵略者，是间谍，也是人性的分裂者，他目睹日军暴行后良知觉醒，在愧疚与痛苦中自我救赎，最终以死亡赎罪；张子民有着民族大义，却也有思想观念上的偏见与局限，对绿萍的伤害，也折射出战争对普通家庭的深层摧残。这些复杂、多面的人物，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战争里真实的生命，他们的善恶、挣扎与痛苦，都是战争最真实的写照。

　　《和平》写作中，我曾两度陷入停滞。初次动笔时的满腔热忱与壮志，在写到十万字，真正深入战争题材内核时骤然碰壁，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踏入一片全然陌生的领域，知识储备的不足让我举步维艰。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选择迎难而上，沉下心去补齐短板，继续前行。第二次卡顿，源于一块深埋地下的石碑，碑上“我死国活”四字，瞬间狠狠击中内心，带来极致的震颤。可被感动是一回事，将这份直击心灵的震撼，妥帖转化为文字、融入作品之中，又是另一重考验。

　　在《和平》中，我将钟表化作时间的具象，它寓意着作为第四维度的时间，每秒均匀跳动的刻度，都在丈量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可在这规整冰冷的刻度里，又有多少鲜活的生命悄然消失？他们来过这世间，却从未尝过安稳好日子的滋味。

　　时间又像从久远记忆里走出的影子，轮廓模糊，却带着撼动人心的重量。人间烟火是一根细密的针，串联起时代的肌理与脉络。

　　女性在苦难中拥有的生生不息力量，是我在小说中着力表现的。我在小说中写了一个捡虫豆子发豆芽的婆婆，当炸弹落下时，她下意识地往空碗里扔黄豆，一共98粒。她不识数，端着碗站在街口，想告诉世人日本人扔了碗中豆子一样多的炸弹，可她最终只听见自己从心脏深处发出的惨叫。儿子被炸得只剩半截身子，她哭喊着“不如我伸脖子让日本人一刀，天爷爷把我儿换回来”。还有那些寻不到丈夫全尸的妇女，哭喊着“我这里有头，谁给我换一条腿”。

　　我写翠红的故事，与其屈辱活着，不如以死抗争，从弱者变成能报仇的“厉鬼”。可那些在战争威逼下幸存的女性，即便掩埋身体与灵魂的剧痛，或以死明志，仍在废墟上擎起家国与民族“生”的希望，与男性如“共命鸟”般，守护着乡土中国的精神年轮。

　　《和平》中塑造的绿萍，是文本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感枢纽。日军占领奉天，绿萍的父母死于毒气弹引发的瘟疫，家被炸弹炸毁，丈夫任职的邮局也被侵占。邮局上司意大利人巴立地对张子民说：“你不想做亡国奴我理解，你走得我走不得。派你去陕西潼关吧，日本人过不去黄河……中国的年轻人，你要多生娃娃，不为什么，就为了国家将来有扛枪的人！”

　　活着，就是抗争。她用生育守住了民族延续的希望。小说以一个个“死亡之镜”，竭力证明战争是最非人性的存在。而八木下弘的视角，让战争的残酷有了更复杂的维度——他既是侵略者，也是人性的觉醒者，亲眼目睹百人斩、活体实验、细菌战等暴行，在良知与使命间撕裂，成为战争罪恶的见证。

　　小说以张子民、八木下弘、绿萍的生命时间、心理时间、情感时间为脉络。创作途中，我一直苦苦找寻能与战争年代相称的情感，落笔书写人物身体与命运的种种变故时，始终要求自己遵从人性、不带任何偏颇情绪去刻画。当我们剥离战争的宏大叙事，回归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本身，会发现这些在战争中承受深重屈辱与无声牺牲的人，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面对任何一场战争，我们都不该轻贱任何一个生命，我们应永远铭记战争带来的无尽的毁灭与伤痛。我们穷尽一生追寻的，不过是世间再无硝烟，人人皆能安享太平，让“和平”二字，不再是乱世里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寻常人间的岁月静好。

　　在书中，我书写战争对每一个个体的摧残，书写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最终只想诉说：和平，是每一个平凡生命最朴素的期盼，是人类文明最珍贵的归宿。愿这段历史被铭记，愿那些无声的生命被看见，愿世间再无硝烟，和平之光照亮每一寸土地。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