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去新发地批发市场，准备买一些食材。12月的北京，飘着小雪花，熙熙攘攘的大市场，琳琅满目。我第一次看见沾化冬枣：鲜、大、圆。吃一口，十分清甜，是我吃过最好的枣子，唇齿生津，回味无穷。从此，我心中的沾化就是冬枣，而冬枣也是沾化。

　　我爱枣，与枣也有缘，出生就在北京西单胡同的一棵老枣树下。

　　那棵老枣树是我家的宝贝，因为枣是我妈的“外交物资”。一过农历八月十五，我妈就拿着竹竿儿坐在院子当间儿，盯着枣，轰着鸟。偶尔有熟透的，“啪”的一声掉了下来，便赶紧捡起来，闻闻裂缝儿散发出的甜味儿，送给旁边儿眼巴巴的小孩儿。等到枣子全部都红了的时候，她才自己吃几颗。

　　有一年，老枣树疯了。“疯枣病”席卷了我们院周边及北京远近郊区的许多枣树。它们先是长出茂密新绿，迅速推出诡异细叶、嫩枝，然后就不结果子了。一枝枝，一杈杈枯萎，甚至整株。我们从外地移来两株小苗，种下了，但没有成功。北京这湿度，不行。我们的技术，也不行。环境呢？那时候风沙也大。总而言之，我们的小院子，承载不了这冬枣。那时我就想，买的这些枣，产自哪里呢？

　　多年后的一个秋日，我终于来到了沾化。

　　接我的朋友，张口闭口就是“沾化冬枣为你甜”，竭力向我介绍沾化枣的好，恨不得把自己也变成一颗枣。他送我一盒刚刚下树的冬枣，装在一个透明盒子里。枣圆滚滚的，大得生气勃勃，表皮赭红黄绿相间。怎么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星球地图一样？这里是中国，这里是澳大利亚，这里是加拿大……我仿佛透过枣身看到不同国家的形状。朋友笑笑说：“一枣一世界。”

　　在沾化几日，我认识了很多沾化朋友，加了微信，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微信名几乎都是“沾化人”，所有人的头像不是大枣就是枣树或者枣园。他们在枣园穿行，大声说着话，热热闹闹，热气腾腾。

　　87岁的秀木奶奶也有微信，她的微信头像是她一家四世同堂，围在一棵老枣树下照的相。一棵树掩了半个院子，地上还有落下来的圆滚滚的枣。

　　老人告诉我：“这是俺孙的院儿，他们一家子住进了高楼，过年才回来。”她回去只拔杂草，并不摘捡果子。“干不动了，今年结得太多了，留着给鸟吃吧，拾掇拾掇，别累着树。”

　　沾化的枣为什么好？听朋友说，20世纪80年代初，沾化人发现了散落在农舍、河畔、坡地的晚熟脆果枣树56株，果型圆，且比一般的枣大很多，他们觉得很是新鲜珍贵。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沾化人开始对它们扩繁，逐步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产业集群，渐渐地，“沾化冬枣”有了品牌效应。沾化冬枣的好，来自于它的漫长、沉稳，不急于求成的成长历程。

　　我回京城，带着冬枣，也带着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