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找出高莽先生的几本译著，翻开那本厚重的《墓碑天堂》，他清秀的题签赫然入目：敬赠给我的老师、老友、老同行祝勇兄雅正。被尊称为师，我深感惭愧。但寥寥几行写于2009年春节的字迹，却勾起我对高莽无尽的怀念。

　　高莽1926年出生于哈尔滨，17岁时在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发表了屠格涅夫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的译文，那是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译文。此后，他一生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翻译，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自传《人与事》，莱蒙托夫、舍甫琴柯、叶赛宁、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叶夫图申科等人的诗作。我听别人讲过一件轶事，有一次戈宝权先生出访苏联，途经哈尔滨，召集了七八位翻译家参加一个座谈会。等了半天，只有高莽一人来了。戈宝权有些生气，问其他人怎么还不来？高莽问，还有谁？戈宝权念了参会者的名字。高莽不好意思地说，这些都是我的笔名。

　　高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编辑和文化交流事业。1997年，俄罗斯总统访华时为他颁发俄罗斯政府奖章，也是在这一年，俄罗斯作协吸收他为名誉会员。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我初识高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印象中是通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郑恩波老师的介绍。出现在我眼前的高莽，身材高大，戴一副眼镜，说话有喉音，声音浑厚而温和。他外表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一头蓬乱的头发，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的头发永远梳不整齐，或者干脆不梳理，顺其自然，就像他的个性一样。

　　高莽当时住北京西三环紫竹桥边，与我单位只有一箭之遥，有时下班从单位出来，一拐弯就到了高莽住的那栋板楼。那些年，不知去了多少次他的家，一聊就是大半天。当时，社科院住房紧张，他的房间很小，与他的名声不相配。丁聪等许多大家也住在那个楼里，情况相似。他带我看过他的卧室，一间很小的房间，他只睡一张窄窄的单人床，腾出空间放置书籍资料，还有许多外国名家给他画的肖像。

　　我最迷恋那些书籍，大部分是俄文原版书，尽管一字不识，它们的装帧却令我爱不释手。还有一些俄文画册，里面的图片令我震撼，其中有我熟悉的俄罗斯作家的个人照、生活场景（包括故居）照，还有手稿、书影。高莽晚年撰写了大量有关俄苏文学的散文随笔，有三本分别收入我主编的丛书中，它们是《白银时代》《俄罗斯大师故居》《墨痕》。因为我看过这些画册，就特意请他从中选了大量图片，图文互证。后来我把《白银时代》和《俄罗斯大师故居》寄给柏杨先生，他从台北打来长途电话，谈对这两本书的喜爱。除了故居，高莽还把他拜谒俄罗斯84位文学艺术大师墓地时的感受都写进了《墓碑天堂》一书，其中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前文提到的那段题签，就写在他赠我的《墓碑天堂》扉页上。

　　高莽还是画家，年轻时画过漫画，后来改画人物，以作家艺术家肖像为主。有时开会，他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不停地画，别人以为他在记笔记，那么认真投入，其实他在偷偷地给与会者画速写。日积月累，他的速写本上，留下胡愈之、曹靖华、钱锺书、杨绛、季羡林、茅盾、巴金、艾青、田汉、萧军、蔡若虹、华君武、曹辛之这些名家的影像。他把他画的速写拿给我看，我最喜欢巴金的速写，寥寥几笔，非常传神。画中的巴老背着手低头走路，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巴老在旁边写了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我把我的好朋友、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的周立民介绍给高莽，周立民把高莽画的巴金像印成了一组明信片，作为纪念馆的文创。

　　高莽母亲告诉他，以后画男人都画得年轻一些，画女人都画得漂亮一些，这样大家看了都会高兴。有一次我去高莽家，他让我坐一会儿，取出速写本给我画像，没几分钟就画完了。我一看，像归像，但还是美化了，比我自己好看。人都喜欢被美化的自我，正如今天用手机拍照，都喜欢加上美颜功能。我不能说画中人是我，只能说是理想中的我。“童言无忌”，高莽听了也不怪罪。相反，我们聊天总是有说有笑，洋溢着欢声笑语。或许因为都是东北人，骨子里有点幽默的天性，彼此间谈笑风生，令我至今怀念。

　　后来，高莽搬去东三环的农光里，我住西四环，几乎要横穿整个北京城才能到他家，见面机会就少了，差不多一年半载才去一次。每次去，高莽都格外高兴，一定要留饭。他住紫竹桥时，赶上饭点儿，我不知蹭了多少顿饭。到农光里后，每次我去，高莽和夫人孙杰更不让我走，每次必留我吃饭。孙杰眼睛看不见，做饭的任务全落在高莽女儿小岚（我称岚姐）的肩上。我起初极力推辞，时间久了，几乎成了一家人，也就习惯成自然。在高莽家吃饭，更能体会到他们一家人的其乐融融。我特别喜欢听他们父女对话，轻松、机智、幽默，有点脱口秀的意思，透着父女间的熟稔与和谐。

　　孙杰当时已失明多年，高莽每天都要给她点眼药水，数十年如一日，从不耽误。有时他跟我说着话，说着说着就去给老伴点眼药水了。他是那般专注，跟画画时一样。除了点眼药水，他还给她读书、读报、讲天下事，成了她的眼睛。

　　高莽和孙杰都属虎，他把他们的家命名为“老虎洞”。华君武给他们画了一张漫画，就是一只公老虎给一只母老虎点眼药水。我忘了问他们是哪一年结的婚，但我知道他们至少在1947年就认识了。那一年，21岁的高莽翻译完《保尔·柯察金》剧本，该剧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首演扮演冬妮亚的演员就是孙杰。假如从那时算起，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已相识半个世纪了。漫漫人生中，他们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实在难以想象。但经历了如此漫长时光的磨砺，他们的感情丝毫未损，愈发深厚，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感慨。

　　与高莽相识20多年，他不知给我写了多少信。2000年11月8日，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寄上咱们在美术馆拍的照片两张，留作纪念。关于《人与事》，你问问新闻总署的版权单位……我请人问问他儿子……问候你的小宝宝！问候夫人与全家！”我和高莽去中国美术馆做什么，我已想不起来。20多年过去，这两张合影，也不知去向了。但高莽信中说的《人与事》，我还记得。高莽曾翻译过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人与事》，以“乌兰汗”笔名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出版时间是1991年。2000年，其版权已过期，我想张罗此书重新出版，请高莽征求帕斯捷尔纳克儿子的意见，于是有了信中所说的版权一事。

　　我为高莽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家的画梦》，发表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书摘》杂志1998年第6期上。这一年我出版了三卷本《祝勇作品集》，其中有一卷《智慧的痛苦》，写我熟悉的老一代文化人的命运，其中有冯亦代、黄宗英、刘绍棠等，也把这篇收入其中。高莽看到《书摘》上的文章，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么一写，我觉得自己还挺了不起的。”

　　2002年，我的作家朋友刘元举任《鸭绿江》杂志主编，邀请我开一年专栏。刚好我与北京的一些文化老人作了一些对话，就拿给《鸭绿江》发表，其中有一篇《与高莽对话》。次年，我把这些对话交给花城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提问者祝勇》一书。当时，我请高莽提供了一些俄罗斯作家的珍贵图片，高莽在2003年4月10日给我写的信中说：“祝勇：找了7张与你的文章有关系的照片，现寄上，请查收。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在你的《对话》中都提到过。如需要选用风景，记得我借给你的俄罗斯风景画展的画册中，可挑选几张风景画。祝好！”

　　我的这些文章、书籍中的精美插图，皆有赖于高莽狭小书房中的“资料宝库”。

　　但高莽的居住空间的确过于逼仄，他70岁生日时，俄罗斯驻华大使要去他家道贺，他不敢将大使先生领到家里去，以免露怯，只好约在紫竹院公园门口见面。搬到农光里后，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他的书房，有两壁书柜，一张写字桌。窗下那张大写字桌也作画案，所以书房也是画室。画案边一张单人床，可作沙发，请客人坐，画室就成了客厅。晚上用来睡觉，客厅就成了卧室。高莽是跨界大师，横跨文学、翻译、学术研究、绘画诸界，绘画又兼及油画、国画和速写，但他的跨界都是在这间小小居室完成的。尤其是画画，往往需要一个宽敞的空间，有良好的光线。住紫竹院时，他的房间光线不好，就尽量借助日光多干一点，天光一旦昏暗下来，他就干不成了，开着灯也不行。农光里的房间稍大，但画大画也很受限制。有一天，我去看高莽，他兴奋地告诉我，刚刚完成了一幅大画，是丈六的水墨长卷《赞梅图》。“梅”，是梅兰芳，在他身边，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萧伯纳、布莱希特、塔伊洛夫以及唱《伏尔加船夫曲》的夏利亚宾，当然还有梅耶荷德。上世纪50年代，高莽陪同梅兰芳访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里漫步，梅先生对他说：“梅耶荷德最懂中国戏曲，你将来要画画，请将我和梅耶荷德画在一起。”把梅兰芳和这些杰出的俄罗斯戏剧家、歌唱家画在一起，成为他的夙愿。农光里的房间狭小，宣纸铺展不开，他只好匍匐在地，画一点卷一点。不能退远观看，掌握比例和透视都是一件难事，但他已经习以为常，积累了一套经验。几乎整个夏天，他都躲在闷热的小屋里作画，从早上起床一直画到夕阳西沉，用他自己的话说，比上班还忙。这幅画卷后来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里。

　　高莽九十大寿时，他的好友、作家鲁光赠他一诗，诗云：“老虎九十不出洞，写画人生不放松。待到高兄百岁时，老友相聚喝一盅。”

　　2017年，高莽91岁。我去看他时，正逢孙杰住院，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们聊了很多事，告别时我让他宽心，说一定会有惊无险的。他说和我聊得高兴，让他一时忘了难过，但一提到他老伴，心里就又难过起来。我心疼高莽，也为孙杰悬着心，但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没想到相隔半年多，两位老人相继离世。我们舍不得，但人寿终有限，他们毕竟不能永远陪伴我们。

　　2021年，南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谷羽给我打电话，想编一本纪念集，纪念高莽先生逝世五周年。在电话中，我得知了一件事。谷羽当年准备翻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1890至1920年代初）》（后来出版时改名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高莽找到敦煌文艺出版社购买了版权。谷羽想请他主持翻译，高莽却极力推辞，写信说：“到了你这个年纪，应该做一件大事了。”谷羽便请他做顾问，并给这套书画插图。没想到的是，高莽不仅画了38位诗人和作家的肖像，而且每一幅都多画了一份，寄给他保存，说以后再翻译其他作品时可以做插图使用。谷羽对我说：“谁都知道，当今的国画家都是以平尺论价，动辄上万元、几十万元每平尺，高莽却无偿送给我那么多肖像画，这是何等的无私与慷慨。”说到高莽的人品，没有人不景仰赞叹。

　　这部《“老虎洞”的艺术家——高莽纪念文集》后来于202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认识高莽，还有他的家人，是我此生最幸运、最美好、最值得珍视的经历之一。他的学问、人格、品性，都令我无比敬重。我很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