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Roger T. Ames）于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是享誉世界的中西比较哲学家、汉学家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荣誉教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他致力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的先锋。他先后翻译了《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中国经典，并著书《“生生”的中国哲学》《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哲读论语》《孔子与杜威：跨时空的镜鉴》《通过孔子而思》等，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结缘中国哲学

　　受父兄影响，安乐哲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和文化。安乐哲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哥哥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家庭氛围使他在年轻时就对文学、诗歌产生兴趣。1966年春天，19岁的安乐哲拒绝了家附近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独自来到美国加州的雷德兰斯大学求学，只因为该校常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授课，这正是他喜欢的。大一结束后，他偶然看到学校要派学生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交换生的项目通知，怀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立马递交了申请。

　　来到香港后，与想象中截然不同的世界激发了安乐哲的兴趣。在这里，他开始为期一年的求学历程，遇到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导师——劳思光与唐君毅。这两位学者对他影响很大，也是他正式接触、学习中国哲学的开始。“我的中文名是同学给起的，不仅与我的英文名发音接近，还源于《论语》的‘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非常适合我。”安乐哲说。

　　与很多人不同的是，安乐哲是同步学习中西方哲学的。他觉得很幸运：“如果先学一种哲学再去学另一种哲学，前者会影响后者，有先入为主的负面影响。这种同步学习方式使我能对中西哲学做更客观的认识和比较。”此后，安乐哲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继续深造，分别前往台湾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以中释中”翻译典籍

　　安乐哲运用“以中释中”的特色翻译方法，先后翻译了《孙子兵法》《淮南子》《孙膑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等7部典籍。在他看来，英译中国典籍的方法是让中国哲学发出自己的声音，用中国哲学自身的世界观让人们理解中国哲学。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如银雀山、马王堆、郭店等地出土的古墓文献是他重译中国典籍的主要原因。安乐哲说：“让中国典籍走向更恰当、准确的解读靠的不是提高翻译方法，而是让人们理解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为了能让中国学生向世界准确讲述中国哲学，他还在北大开设了课程《中国哲学经典英译研究》。

　　安乐哲独创了“哲学解读+翻译”的中国典籍英译模式与“导语+关键词术语表+译文+附录”的译本行文体例。他的翻译方法是先写导论，讲清楚自己对该典籍的理解，英译文只是后面的一个部分，译本的前面是很长的导论。导论提供了理解中国典籍的阐释域境（interpretative context）。“我的翻译方法不是直接去翻译，而是先去理解原著，并告诉读者：这是我对本书的理解，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理解，那么我的译文就不会对你有帮助，但我要提前讲明白为何如此翻译，这是很重要的。”安乐哲说。

　　安乐哲还使用术语表，并在译文中出现重要哲学术语的地方加括号，注明术语的音译和汉字。译本中有术语表，读者才能在读译文的同时不断翻阅术语表以理解术语，西方读者才能将“天”理解成“天”而不是基督教的“Heaven”，将“道”理解成“道”而不是“the way”。他的中国哲学术语译介的最终目标是鼓励西方读者学习中文，从中文层面来理解中国哲学典籍。

　　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安乐哲翻译得最困难的一部中国典籍是《淮南子》。为了翻译好这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百科全书式汉代道家巨著，当时他每个暑假都带着自己的译文前往香港，请导师刘殿爵提意见。

　　翻译中国典籍前，安乐哲通常会先阅读已有译本。优秀的中国学者的汉语注解在他看来更重要，因为这能帮助他更好地理解原著、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首先要保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人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如果一开始就有误读，那么后面会出现很多问题。”安乐哲说。

　　安乐哲曾获得过包括2020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在内的多个奖项，他为此深感自豪。在安乐哲看来，这些奖项可以鼓励外国学者翻译中国著作、传播中国文化。相对中国学者来说，或许外国人对中国典籍的理解有局限，但他们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有着母语者的天然优势。通过中外合作积累，将更多的中国典籍翻译、介绍到海外，可以为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打下基础。

　　在安乐哲眼中，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关系构成的人”这一理念，这也是中国文化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以日常经验性的体悟，将人定义为“成人”这一持续性过程。个人修养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儒家学说将自我圆成的路径转化为人们在适当得体的角色和关系中的演化发展。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很聪明的。”安乐哲讲道。在他看来，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人类的团结协作才能解决，所以我们必须从非赢即输的个人主义人际关系模式转变为合作共赢的人际关系模式。而中国文化提供的共赢模式，既能丰富世界文化资源，又有助于审视现有的价值观，应该更好地理解它。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