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案头的这本《夏商周考古》是刘绪最后一部著述。

　　201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老师杭侃被借调到山西大学工作，鉴于在考古方面长期深厚的合作，两校一拍即合，策划了“中国考古学专题六讲”系列课程，延请北大考古文博学院6位著名考古学家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办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等专题讲座，每人一讲，每一讲分六次。

　　刘绪是山西人，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80年师从邹衡先生攻读硕士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商周考古与田野考古的教学及研究，成为开讲第一人。

　　从5月6日这个令人沉醉的晚上开始，隔天一次，一周三次，刘绪一鼓作气讲了两周。信息量之大，含金量之高，堪称学术的盛宴。山西大学的学子之外，从事夏商周三代考古的考古人、关注夏商周三代考古的历史学者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分享了讲座的内容。

　　秋末，传出刘绪老师生病的消息，闻者黯然。从一开始制定了配套出版计划的山西人民出版社，加快了《夏商周考古》的编辑工作。

　　夏商周考古的内容很多，讲什么，怎么讲，颇能看出一个学者的积淀与思考。这本书对夏商周学术热点进行了梳理，如夏文化一直是热点；与商文明有关的先商、早商的分期与分布是学术前沿；西周的疆至与近些年的重要考古息息相关；夏商周的制陶与青铜器铸造关联多学科多领域，最值得探讨。

　　第一讲《夏与夏文化探讨》，算得上是亲历者的刘绪，对学术史上夏与夏文化探讨历程很熟悉，写出了夏文化不同探讨阶段的特征，包括商文化的分期讨论、先周与周的探索等夏商周考古史上的焦点问题。

　　刘绪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观点。他直言，在夏文化讨论中发声的，多不是研究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的学者，因而“看似热起来了，但都是虚火，且范围有限”。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有明显区别的二里头文化，被大多数人认为最有可能是夏文化。但因为一直没有发现关键性文字，有人认为，即使有历史文献记载和重大考古发现也不能直接指称其为夏文化，刘绪强调：“对于学术研究，只要有一定可能性，就应积极探讨而不应回避与放弃。”

　　刘绪著述第二个特点是充满了大量来自一线的鲜活考古新资料。满腹掌故的刘绪被称为夏商周三代考古的“活字典”，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多来自田野考古。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大考古专业本科生的基础实习约有一半是由商周组负责的，每次刘绪都参加了。

　　刘绪在田野考古一线发现了很多学术问题，也开拓了很多学术领域。如书中关于夏商周制陶业与中国青铜铸造发生发展历程的论述，探讨了夏商周时期陶窑形制结构、制陶工艺、陶礼器组合的变化，日常生活用陶器与随葬陶器的不同，具有学术引领的意义。运用考古材料复原西周王朝的统治疆域更代表着一种研究方法。刘绪依据全国各地不间断的考古新发现，勾勒出西周王朝的疆至东、西、南、北四至的最远处。《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一讲所涉及的墓葬就有山东青州苏埠屯、山西灵石旌介、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湖北叶家山曾侯墓地、陕西张家坡等十余处，“穷尽”了最早的和最新的考古资料，且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显示了刘绪的功力。

　　其实2019年也是我见到刘绪最多的一年。先是3月初在陕西刘家洼墓地考古，接着去了山西闻喜邱家庄的考古现场，8月末又在湖北盘龙城见到。9月，“爱考古”视频制作团队幸福地请到刘绪来讲授他擅长的西周疆至。两个多小时的视频录制，刘绪老师侃侃而谈，脉络紧凑而明晰，内容严密而完整，被剪辑成三期陆续发表，每一次发表，都会被刷屏一整天。那天阳光灿烂，天气晴和，刘绪老师笑意盈盈，安和澄明。

　　2021年9月26日，刘绪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考古事业。庆幸有这样一本书，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独特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路径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