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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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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 后宗瑶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11月25日   第 07 版)

  图片自上至下分别为:
  [法]格拉齐亚尼·罗曼译《管子心术篇》法文版,2011年出版;
  [日本]远藤哲夫著三卷本《管子》,出版于1989-1992年;
  [韩]金弼洙、高大焃、张胜求、申昌镐合译《管子》韩文全译本,2006年出版;
  [美]艾伦·李克译《管子》英译本,首版于1985年,2021年再版。

  时代造就仁人志士,开启思想盛宴。一册册不朽经典,润育一代代华夏子孙,滋养传承不绝的民族精神,且始于华夏,流布寰宇。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名夷吾,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今安徽省颍上人。从年代来讲,他比生卒于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孔子以及生卒约为公元前571—公元前471年的老子都要早得多,或堪称“诸子百家第一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称其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家,也是“学术思想界一巨子”。

  西汉末年,刘向奉命校理群书,广罗不同传本564种,删重去复,定著《管子》86篇,确定了《管子》的最早篇幅形式。宋代出现《管子》刻本。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管子》非一人所著,也不是一时之书,只是托名管仲所著而已,成书年限大致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管子》今本为76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典籍中,《管子》是独特的。

  与《道德经》《论语》《韩非子》等一家之言相比,它是百家学说之文集,诸子思想之精要,囊括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和轻重家等百家之学。全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重刑赏、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管子》的《轻重》诸篇探讨商品间及商品与货币间轻重关系,用中国思维和中国语言表达对价值规律的认识,并成功运用于齐国的宏观调控,目的是既富国又富民,含有兼容国本位与民本位的思想。其贫富均衡思想,主张经济发展成果要惠及社会全体,照顾社会各阶层需求,与当下的共同富裕理念不谋而合。它比西方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色诺芬的家庭理财书籍《家政论》早了300多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著作。

  在亚洲周边的传播

  唐朝年间,还是写本状态的《管子》经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成书于奈良时代养老四年(720年)即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日本古代史书《日本书纪》就有对《管子》的引用。据学界考证,日本各大藏书机构藏有大量的中国版本《管子》,包括明10行无注古本《管子》和朱东光《中都四子》本、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及衍生本、张榜《管子纂》等《管子》选评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以及众多石印本。

  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日本出现众多刊本,既有全本、也有选本,还有一些校释类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猪饲彦博《管子补正》、美浓武钦繇训点《管子全书》和安井衡《管子纂诂》。早期,这些印本以汉文为主,后来出现了日文注释本和翻译本,如菊池三九郎的《管子》、公田连太郎的《国译管子》、远藤哲夫所著的三卷本《管子》等。其中明治书院出版的三卷本《管子》博采中日《管子》研究成果,对《管子》进行翻译、注释、分析,成为日文版《管子》权威之作,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有关《管子》与管仲的论文与论著。目前,CiNii日本综合学术信息数据库中与《管子》相关的论文达170多篇。1987年岩波书店出版的金谷治《管子的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面》细致论述了《管子》传本及其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法学等思想,堪称日本学界《管子》研究权威之作。

  《管子》一书很早就传入朝鲜半岛,但直到朝鲜王朝世宗时期《治平要览》的引用书目才明确记载了《管子》一书,《韩国书志年表》中有关朝鲜成宗时期王室向民间求书的记载中曾提到过《管子》。16世纪末,随着赵用贤《管韩合刊》本出现,《管子》才在朝鲜慢慢普及开来。明朝刊刻的许多《管子》节选本如陈深《管子品节》、归有光《管子评点》,流传至朝鲜半岛。1692年,时任庆向道观察使的闵昌道重刊了明沈津《百家类纂》,极大地促进了《管子》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管子》在很长时间内以汉字文本流布。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译本陆续出现。1969年出版了第一个《管子》韩文选译本,收录在《诸子百家》之中。1985年,《管子》的第一个韩译单行本李相玉《新译管子》由明文堂出版。2006年,由金弼洙、高大焃、张胜求、申昌镐合作完成的第一个韩文全译本出版,2015年,申东俊的《管子》韩文全译本出版。

  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管子》在西方的翻译和研究始于19世纪末。早期主要是对《管子》的综述性介绍文章,如德国汉学家甘贝伦茨在1886年发表的法文文章《管子的哲学著作》、1896年法国汉学家哈勒茨的《公元前七世纪的一位中国宰相:齐国的管子与<管子>书》和1918年英国教授爱德华·派克的《2500年前的普鲁士文化》。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西方学者开始根据自己的研究志趣从事研究并进行选译和节译,如1952年英国汉学家皮特·范·德龙的《论<管子>的流传》一文,从语言与哲学思想角度考证了该书的成书、流传以及版本真伪。

  西方第一部研究《管子》的专著是1954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经济对话:〈管子〉选集》(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Kuan-tzŭ),该书由美籍华裔学者谭伯甫、温公文翻译,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亚当斯·马弗里克编辑出版。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汉学家艾伦·李克翻译的《管子》第一卷,并于1998年出版了第二卷。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管子》英文全译本。2021年8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此外,2011年,巴黎美文出版社(Belles lettres)出版了格拉齐亚尼·罗曼 (Graziani Romain)翻译的法文版《管子心术篇》。

  在21世纪的今天,《管子》中蕴含的丰富的经济思想仍然具有启迪意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本”思想,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均衡”思想,对于克服和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给当今世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