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关于古罗马帝国历史的西方权威史学著作之一,在西方史学界具有开先河之意义——吉本的历史表述是一种“哲学的历史叙述”,而非此前在西方史学界普遍存在的“年鉴式”事件排列。
《罗马帝国衰亡史》之所以被称为“哲学的”,主要是因为它探索历史规律的初衷以及从历史事件之外去发现影响历史发展因素的努力。回顾写书缘起时,吉本说:“那是在卡皮托神殿废墟中间,我的心中首次出现撰写一部书的想法,这部书在给我愉悦的同时几乎耗费了我生命中的20年光阴。”这种在今天看来有些接近“摆拍”的戏剧性描述,表达的是他超越现实沧海桑田的历史之兴怀。
吉本探索的古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即“共和体制”和宗教信仰。当然它们是内因,另外还有一个外因,就是“蛮族”入侵,这里不谈。不过,吉本对于古罗马帝国衰亡的这两个内因的态度,一个是在叹息中怀念,一个则是在痛恨中批判。
怀念的是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体制”。
吉本所批判的是基督教,他在观察中世纪基督教的殉教制度、神迹和圣徒传说、教阶制度、圣职买卖、赎罪原则以及宗教法庭的迫害等种种丑恶现象后,针对基督教在思想上欺骗民众、行动上推行宗教恐怖等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谴责:“据说,仅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
吉本对于基督教的批判,让人在赞颂他的历史学成就时略显尴尬。以现在的观点看,那时的基督教并非一无是处。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古罗马帝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及其他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因此基督教对道德伦理的重建至少在当时是有益于社会的。有人说,其实正是基督教的存在让古罗马帝国苟延残喘到十五世纪。可是,以吉本的睿智,为什么如此痛恨基督教?需要从吉本所处的历史年代去考察。
吉本身处的十八世纪,是欧洲新的人文思想风起云涌的时代。涌起的风云,被称作启蒙运动。伏尔泰、狄德罗、休谟这些启蒙运动的泰斗,是吉本过从甚密的师友辈的人物,吉本自己也是启蒙运动的健将。
批判之后,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古中国成了理想国般完美的参照物。在伏尔泰眼里,古中国是一个“哲学王”治理的国家,古中国的百姓将君主或官吏看作家长一般。“哲学王”式的治理和作为家长一般的古中国士大夫所秉持的儒家文化精神,在他看来可以作为欧洲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榜样。
吉本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于古中国政治体制和精神信仰的推崇,其实是为了推动他们的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的转变和优化。一方面把被埋葬千年、偶尔被刨出来又反复被埋葬的“古罗马共和体制”彻底挖掘出来,重新洗洗,再修饰、补充,发展、完善,取代让人痛恨的欧洲中世纪独裁政体;另一方面也让基督教向宗教包容的方向转变,向尊重人、尊重科学的方向转变。这是明智的选择,而转变的成功,造就了古罗马帝国之后欧洲的新辉煌。
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痛恨的是古罗马帝国的宗教信仰,可是他又对古罗马帝国的辉煌表现出景仰,这构成了一组矛盾。
吉本是没有办法调和这组矛盾的。如果我们也以吉本创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初所怀有的历史感来看待这部巨著,也许能有一样的慨叹:“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这是智者之叹。也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