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物风流

　　2018年，是公众关于唐朝的想象力极为旺盛的一年，不仅有《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唐朝“城市、女性、诗歌、胡风”所做的专刊，更有日本正仓院一年一度的宝物陈列大展。学界对于唐代这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政治、文学、艺术和宗教所做的研究，亦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讨论与探究唐朝的热情。

　　从正仓院的宝物说开去

　　收藏唐物的风尚，其实就是一种尚古的嗜好。正仓院陈列物以圣武天皇遗物为基础。这位笃信佛教、热爱大唐文化的天皇，渴望将当时日本的首都平城京打造成一个像长安那样的政治文化中心。除了圣武天皇旧藏外，正仓院还收藏了皇室捐赠、重臣比丘等进献以及亚洲各地来的宝物。来源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华精致文物，二为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西域文物，三为奈良时代日本仿制中国文物所制成的物品。

　　唐物，主要指中国唐代的物品，《角川古语大词典》定义为包括唐锦、唐织物、沉香、麝香、茶道、中国画等物品的总称，在室町时代被当做奢侈品，后成为舶来品的统称，还出现了专门买卖这些物品的“唐物屋”。《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主人公常以占有、消费和赠予唐物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从遣唐使开始的、以朝贡为原则的国家之间的交换物以及来自唐、新罗的舶来品，均首先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王权所接纳，由此形成向臣下再分配的体系。”（《唐物的文化史》）初步明确了唐物的来源和分配、交换体系。

　　“唐物”一词，最早记载见于《日本后纪》恒武天皇大通三年（808年）。而始建于8世纪后半叶的正仓院，保留了迄今为止种类最丰富、最全面且最有价值的唐代艺术品，包括衣物、乐器、家具、兵器、茶具、佛具等各种宝物9000多件。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傅芸子多次进入正仓院，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从“物”还原唐代文化风尚

　　从物品和风尚的角度还原中国古代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角度。

　　在美术史研究中，大量考古发现令研究者确信，中国古代艺术对于“器物”的执著已成为重要特点，对“器”的执著与“礼”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密切相关。

　　《唐物的文化史》中详尽的史实和丰富的图像例证，为我们通过物品还原唐代，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这本书通过各个时代掌权者（圣武天皇、仁明天皇、藤原道长、足利义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关键人物）的实证说明：“唐物”不仅与他们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紧密相关，拥有、消费贵重的唐物，是当时身份的象征，赠予、交易唐物，也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行为和文化现象。平安时代，唐风器物和日本自制的唐风器物并存，《源氏物语》的时代，才进入前者向后者过渡的转换期，但依然有明确区分，即在官方的正式仪式场合重视唐风器物的使用，在非正式场合，才使用日本自制的器物。

　　书中提到的《君台观左右帐记》，原是室内装饰的一本秘籍，后经过评注本的扩充，成为室町时代鉴定唐物的指南，涉及唐物的分类、定级和真伪鉴定，对于到底是经由中国传去的唐物还是日本仿制的“和制唐物”也做了明确的区分。

　　随着日本和制唐物技术的进步，情况发生了反转。螺钿技术原是通过遣唐使传到日本的，后来逐渐日本化，到了宋代，反变成受中国欢迎的输入品。在南蛮贸易时代，日本使用螺钿工艺制作的各种物品（如贴贝书柜、莳绘）甚至大量向欧洲出口，博得了好评。

　　随着追溯唐物的历史、阅读书中那些历史人物搜寻名物的故事和日本对于唐物的转化式再创造，直观地显露出日本文化在持续吸收舶来文化过程中的变迁。这一发展历程，不仅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日本文化，也为我们还原和深化关于唐朝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