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大学生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差不多80年前，即1940年12月31日，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水乡深处一个名叫“南荡村”的地方。故乡到处河网密布、沟汊纵横，出门就见水、离船不便行。我家周围的村庄，至今仍深记不忘的有：北荡、姜港、草王、董潭、洋汊、沙沟、丁沟等，单听这些村庄的名称，眼前就会浮现白水茫茫水天一色的寥廓景象。

　　南荡村附近有一个千年历史的临泽镇，距离虽然只有10里路，但因交通不便，去一次临泽镇就得花一天的工夫。我的二姑母活到70多岁，她老人家直到去世前，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临泽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从高邮城一路烧杀抢掠过来，到了离南荡村还有5里的地方就掉头回城了，不是强盗发了善心，而是那路太难走了。

　　交通闭塞不仅意味着贫穷艰难，也必然导致文化落后。

　　1952年，我12岁。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已开始着手抓教育，但百废待举，上级虽然努力向各地调配接受过师范教育的老师，但缺员太多，只能先把满嘴子曰诗云的私塾先生稍加培训，再回到只是改了私塾名的小学任教，其教学质量就很难说了。就这样，群众已经很高兴了。那年头，孩子能读完小学，就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小秀才了。

　　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母亲反复思考后，产生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想法。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见识过人。她发现我自小喜欢看书，期望我更有出息，更重要的是，她不相信那些刚脱下长袍就当上公立学校教师的先生们。她花了几天工夫，终于说服我的父亲，下决心节衣缩食，把我转到10里外的临泽小学读书。跨出这一步，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不是小事。母亲说不出深奥的道理，她反复强调的就是那句如今已为家乡人熟悉的话：“养儿不读书，就像养条猪！”

　　我是1952年秋转到临泽中心小学插班读六年级的。小学毕业后，考入高邮县中学，读了六年，再考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高中语文教师，就调入党政部门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直至2001年初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岗位上退休。

　　从一个愚顽的乡村孩子成为有知识的大学生，后来又成为国家干部，我的人生经历如此简单明白，只需数百字就可以交代清楚。可这数百字耗费了父母多少心血啊，是他们手把手领着我写成的。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爱好读书写作。但在我的家乡，很长时期里，人们对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大学生身份，因为我不仅是南荡村，也是临泽南乡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

　　1959年夏天，我接到扬州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喜讯很快传遍全村。邻居中有一位读过几年私塾的姓房的老爷爷，逢人就夸我有出息。有一年放暑假回家，我去看望他，老人满怀好奇地问我：“到了扬州上‘洋学堂’，你现在肚子里的学问一定深得很，一根竹篙探不到底了吧？”

　　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全民饥馑的岁月接踵而至，房爷爷没能逃过这一劫。后来我曾在散文《粥里春秋》中满怀敬意地写上这位善良可爱、略带迂腐的老人。

　　身为家乡南荡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起初我也曾暗自欣喜，但很快，我和父老乡亲们一道陷入了沉思：为何家乡的教育如此落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南荡村连高中生都几乎没有，更别说大学生了。当年我考上扬州师院后，多少南荡青少年的心中暗自做起大学梦，但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遥远的梦。期盼啊，祈求啊，这个唯一的纪录，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南荡村一个名叫姜文娣的姑娘以优良成绩考上徐州的一所大学。她成了报喜的春花。一花引来百花发，此后村里每年都有年轻人考入省内外的高等学校。

　　2000年高考发榜，南荡村多名学生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我的直系亲属中，就有两名侄子、一个外孙女，分别被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扬州大学录取。

　　当年我去扬州师院报到，是我务农的弟弟帮我挑着行李，步行50里，送我到大运河旁的界首镇，从那儿搭上了轮船。不足100公里的路程，整整花去一天工夫。这一次，两个孩子到南京报到，早晨接到他们的父母在南荡家中打给我的电话说“孩子已上车赴南京”，中午，两个孩子就喜孜孜地到了我的家中……

　　最近，我与南荡村的干部通了电话，请他们就改革开放40年来南荡村考上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情况，作一个概括统计。他们特地组织人员冒着高温深入每家每户调查登记。

　　三天后，回复的电话到了。村支书告诉我：“南荡村目前约有田2700亩（含鱼塘面积），1500多人口。改革开放40年来，共有113人考取大学。在省、地、县党政部门工作的南荡大学生多得很，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也可以见到南荡大学生的身影。一位毕业于山西大学新闻系的段姓学生，因为工作勤奋，曾任山西电视台副台长、省中青年专家；一位陆姓青年如今已是南京大学副教授；已知有3名毕业于国内著名理工高校的南荡大学生在上海重要科研单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南荡大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的，获得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已超过20人……”

　　我边听电话边记录，到后来顾不上回话，生怕漏掉一个字。村支书不放心地问：“都是些枯燥的数字统计，有用吗？”

　　我停下笔，一字一顿地郑重感谢他：“谢谢你！你提供的这些数字，一点也不枯燥，它们都是诗，是献给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最动人的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