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的雨

　　又到长沙，又来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

　　进得头门，院内草木送香，旧地重游，内心涌起一阵亲切感。迎面大门上方是宋真宗赵恒“岳麓书院”御匾。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欲拜周式为国子监主簿。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书院是民间学校，皇上亲自下聘，但周式还是婉拒了，宋真宗乃赐“岳麓书院”题字，笔酣墨饱，圆满端庄，显然对岳麓书院及其山长周式是心存敬意的。

　　在那皇权至大的时代，宋真宗的召见和御题对岳麓书院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所起的作用，应是无人怀疑的吧。检视后人对宋真宗的评价，基本上也还是正面的，虽然对景德元年（1004年）他与辽国签订的以输岁币求和平的澶渊之盟不无争议，之后又做出伪造天书的荒唐事，但他开创了“咸平之治”，政绩不凡。在文学和书法方面，他亦达到颇高的造诣，流传千古的名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其诗作《励学篇》。如此一位推崇读书的皇帝给岳麓书院题写院名，可谓适得其人。

　　天不作美，开始落下零星雨点。我兀自站在院内砖地上，心中再三吟读大门两旁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是有典故的。故事说，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大修，山长袁名曜为大门撰写对联，出“惟楚有材”句让门生们应对，贡生张中阶对曰：“于斯为盛。”此流水对意思倒是甚为明白：楚国人才众多，岳麓书院尤最。然而，两联出处却有讲究，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此对联虽易解，却来历深深，甚有气势。

　　大门两侧，分置一对双面浮雕汉白玉抱鼓石，为宋明时期珍品，传说是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作为钦差大臣查抄江南大户曹百万财产时发现，转赠岳麓书院。陶澍出身于岳麓书院，此举应是他对母校的情感使然。这对抱鼓石，也确实在古代艺术品珍藏的意义上增加了岳麓书院的分量。

　　雨点渐大，游人有些骚动，跟随导游走进二门。二门上悬隶书“名山坛席”匾，系集清代何绍基字。

　　何绍基，湘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四川学政，晚年先后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苏州扬州书院等，书法、诗词皆名重晚清。

　　门匾上的“名山”，指岳麓山，因岳麓山乃五岳中的衡山之尾。“坛席”一词，表达尊师之意。两旁对联为：“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两联分别出自《尚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和《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此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云：“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尚书·舜典》之“纳于大麓”讲述的是舜经受住了尧对他的考验，司马迁之“藏之名山”交待的是《史记》成书后藏书之处。岳麓书院二门张挂此副对联，是对书院师徒的一种期许，亦是一种文化自豪感的宣示吧。

　　二门背面，悬“潇湘槐市”匾。原匾清代即有，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已毁于抗日战争期间。现匾为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原主席楚图南所书。

　　槐市，汉代长安读书人聚集贸易之地，因有“槐树数百行”（《三辅黄图》）而得名，后指学宫。称“潇湘槐市”，岳麓书院当之无愧。而补书者楚图南亦不只是职衔崇隆。

　　出生于云南文山县城的楚图南，同时还是作家、翻译家、书法家和学者，著有小说集和散文集。翻译方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出版美国惠特曼诗集《草叶集选》、德国威斯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俄国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译著。

　　进入讲堂之际，雨终于放纵地下了，声大如潮。讲堂的陈设布置，让人一下子置身于密集的历史遗迹与信息之中，而讲堂外的雨声，恰似历史的回声。

　　岳麓书院讲堂自北宋创立以来历代反复毁建，现在见到的，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建，同治七年（1868年）大修而成。

　　檐下是“实事求是”匾，初为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写。湖南工专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程书匾于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1985年集东汉摩崖石刻《石门颂》字重制成现匾。《石门颂》被誉为隶中之草，对后世书法影响甚大。“实是求是”典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相对于书法，“实是求是”的哲学思维更是意义重大，它后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讲堂正中，悬挂“学达性天”鎏金匾。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分别给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邵雍、朱熹等理学家祠堂赐“学达性天”匾。赐岳麓书院之原匾已失，1984年集康熙字重制。学达性天是对宋明儒学的一种概括，也是对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教育精神的一种阐扬。

　　长方形的讲台上方，悬挂着另一块鎏金匾“道南正脉”，系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所赐。

　　理学自洛阳二程南传，在朱熹而为闽学，在张栻而为湖湘学。张栻南宋时为岳麓书院主教并代行山长职事，朱熹两度讲学岳麓书院，“朱（熹）张（栻）会讲”当年轰动儒林，听者达千人。“道南正脉”四字是朝廷对岳麓书院的高度评价。

　　伴随着哗哗雨声，我细读讲台后木质屏风上刻写的张栻撰《岳麓书院记》。

　　文中指出，修复岳麓书院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书生们“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也不是“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而是为了“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而已故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怡女士端严圆润之小楷补书则有相得益彰之效。

　　浏览讲堂南北两壁所嵌之“忠、孝、廉、节”“整、齐、严、肃”大字碑，让人思接千载，视通古今。“忠、孝、廉、节”为朱熹手迹，“整、齐、严、肃”四字则为清乾隆时期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所书。

　　讲堂的多副对联，亦令人目不暇接，再三回味。其中长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系清代山长旷敏本撰，原联已于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补书者为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颜家龙。此联表达了对儒学之崇信坚执，别具一种感人的力量。

　　讲堂墙壁尚嵌多块清代碑、石、木刻，兼具史料和文物价值。其中《岳麓书院学规》碑，对今人亦尤多启示，如“时常省问父母”“气习各矫偏处”“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有过笔”“夜读仍戒晏起”等。此碑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撰文。这些条文既是岳麓书院学规，亦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与方法。

　　大雨滂沱，阻碍着游人继续前行的脚步。人们拥挤于讲堂内，看而又看，思而又思。讲堂内外，每一牌匾、对联、碑石、木刻，都是有来历、大讲究的。来岳麓书院，可谓一次国学之旅。如此一想，心中便对身边周围的游人生出许多好感来。不论他们的国学根底如何，在这个以金钱衡量效益的资本和信息时代，肯来这散发着古人幽思的岳麓书院一拜或一游，实在难得。

　　导游是一位眉眼清秀的潇湘人样貌女子。她说，岳麓书院现在是湖南大学的一个学院，书院的导游很多都是毕业于湖南大学。说话间神情颇为自豪。

　　长沙多暴雨，在岳麓书院遇到的这场雨，算是让人领教了。观览完书院讲堂，雨不仅没收歇，反倒越下越大，如注如泼。无法继续前往更多景点，只好进入书院的书店翻翻书，内心却惦记此次未能重游的胜迹。首先想到的是爱晚亭。

　　出岳麓书院后门不远，便是与安徽滁县醉翁亭、杭州西湖湖心亭、北京陶然亭公园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的爱晚亭。爱晚亭由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原名红叶亭。“爱晚亭”之名为湖广总督毕沅根据杜牧诗句更改。

　　但有一传说则与此相左。故事说清代文学名家袁枚年轻时到长沙，登门拜访罗典。但罗典认为袁枚为人放荡，作文亦另类，且收女学生，故心生厌恶，托病不见。袁枚吃了闭门羹走后，罗典竟叫人水洗书院门前台阶，以驱除邪气。袁枚离开长沙前，写诗吟赞岳麓山景物，唯《红叶亭》一首只抄录杜牧的绝句《山行》，且故意漏抄两个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枫林，霜叶红于二月花。”罗典听闻，愕然之后连道“惭愧”，即令门生摘下“红叶亭”匾额，改亭名为“爱晚亭”并亲题新匾，此后对晚辈多予护爱。

　　相对于毕沅改亭名的正史，我更喜欢这则传说，因为它刻画了罗典古板而又知错即改的可爱性格。或许，这也是岳麓书院传统和精神的某种隐喻？

　　这一掌故如同一条隐隐约约的线，让人联想线上的一些点。岳麓山腰、白鹤泉后，由花岗石圆形基座和矩形尖碑组成的蔡锷墓及墓主生平，便浮现脑海……

　　蔡锷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市洞口县）。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蔡锷在云南领导新军起而响应，任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此举兼笼络与看管之意，然起初蔡锷对袁仍抱好感，认为袁“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1915年5月，袁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并酝酿称帝。作为早年即矢志推翻帝制、“流血救民”的革命军人，蔡锷心中愤怒之火被点燃。同年11月，蔡锷以治病为由离京赴日，12月19日辗转抵达昆明。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讵料仅仅13天，12月25日，西南边陲云南即爆发讨伐复辟逆流的惊天怒吼，蔡锷与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

　　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1916年春组织指挥四川战役，牵制袁军主力，乃全国反帝制运动的中流砥柱。同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是年9月，蔡锷东渡日本疗治喉癌。11月8日，年仅34岁的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北洋政府于岳麓山举行国葬，蔡锷成为民国史上国葬第一人。蔡锷就读长沙时务学堂时的老师梁启超，不仅撰写挽联——“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深沉赞美蔡锷的崇高精神境界，更在追悼会上指出蔡之讨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蔡锷16岁考入的长沙时务学堂，是1897年由维新派创办的湖南第一所新式学校。戊戌变法失败，时务学堂几经改名，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在岳麓书院旧址成立了湖南大学。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开启了现代转型。

　　岳麓山声名远播，乃因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千年犹盛，乃因名师高徒。不能说蔡锷出身于岳麓书院，然而回顾岳麓书院的迁变，无法不让人想到蔡锷。历史上的蔡锷，此刻岳麓山上风雨中的蔡锷墓，就如此不知不觉串起了今番对岳麓书院的游访……

　　雨仍无稍减之势，而闭院时间将至。我们一行人到大门口边避雨边等车。

　　望着眼前纵情倾泻的雨，望着院内外雨中摇曳的香樟树，我问导游是否湖南大学毕业？

　　她笑而不答。或许她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也或许她为自己的学历感到惭愧。而这一切，皆因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