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戏

　　“五一”放假，带老妈和侄子去奥森广场散步。华灯初上，就听见不远处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唱戏的女人。简单的伴奏，拖着长线的话筒，女人素颜，热烈，约摸五六十岁，观众多半是附近的民工，他们在她前面围成一个弧形，安静地听。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一瞬间突然意识到，这就是小时候常常听的泗州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逢阴历三月十八，皖北的家乡都有一次庙会。说是庙会，却没有“庙”，只有“会”，以唱戏为主，连唱三天，周围十里八乡的人过来凑热闹赶集。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当天早上，外婆会记得给我五毛钱，于是，从这时起，就没有什么心思学习。当时的数学老师姓黄，70多岁，似乎还保持着私塾先生的某些风范，手里经常拿着自己雕刻着花纹的桃木棍当戒尺，但是那天谁不听课，他也并不体罚，讲课也跟着轻飘飘的。终于要讲到彻底没劲，恩准放假，大家一哄而散。调皮的同学们立刻从烂掉了的塑料布包裹的窗户翻出去，有细心的女同学还不忘记挟着一条小板凳。为了能够迅速抵达，我们还跳过学校后面常去捕捉小蝌蚪的长满青草的小河，然后，横穿从翟庄到郑小庄的麦地。彼时麦已如韭，我们一边奔跑一边小心地踩踏，那些课本里爱护草木的道德文章早已抛诸脑后，好在麦苗并不气馁，之后照旧坚韧不拔，在夏天开花结籽。

　　戏台一般设在打麦场，土地空旷，背后屋舍俨然。唱起来之后，就渐渐响天动地，花团锦簇。树上、石头上、椅子上、屋顶上全是人，我人小看不见，两毛先买烧饼，另外三毛放在贴身口袋里，并时常用手检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有点余裕可是和别人在这种场合交流时的底气。于是，像《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那样，我啃着烧饼，无所事事，先爬到后台看人换妆。那些演员，有的在对着镜子化妆，有的则在一边休息，脸上的妆容如同已经休歇的面具，“面具”后懒散的眼神显得异常忧郁吓人。那些跑龙套拿着马鞭的化了妆的小孩，在后台幕布边等候，则愿意用画得面目全非的滴溜溜的眼睛看我们，似乎想和我们热情交流，但又露出某种羞涩与不屑的优越感。鉴于后者也有公事在身，后台也玩腻了，就到处跑。

　　我常常会在人群中看到村子里的熟人。邻家毛省也来了，她那时候已经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开春的时候刚用冰凌扎了耳朵眼，戴了红色的大耳环，脸上抹着厚厚的粉，因为不常洗澡，显得脖子更加黑黢黢。但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才不太喜欢她，当时全村只有她家有电视，她偏爱外国译制片，情情爱爱，不打也不闹，我和村里其他小朋友每每要摒住呼吸等她看完外国片，才能看令人振奋的《雪山飞狐》，所以，我就躲她远远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下，碰到村子里其他的小伙伴，例如勇敢和麻坡兄弟，就相视一笑，有一种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喜悦，甚至还有点害羞。外公也来了，正在不远处的石头上蹲着，似乎对戏文已经很熟，和别的老人一边抽着烟袋一边议论。有时候，他手里拿着草节在石头上比划来去，很显然，他们是在谈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又踮起脚跟看看舞台，只能看到男人或者女人头上的野鸡毛晃来晃去。耳边，是男人高亢而悲伤据理力争恶声恶气颤抖大吼声，女人则唱另一种风味，嘹亮欢快，有时还连带着哼哼嗨嗨的哀啼，后来，在村里别人的丧礼上，见过当事人的儿媳这样类似长哭当歌过。台下大多数观众都很振奋，放心地观望着这公开的别人的故事，显出一种令人满足的安静。

　　还记得当时戏班里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每年都来唱，颇得外公青睐，每次听完，回村里跟人议论，一向低调内向的他都自告奋勇地插嘴说：卫生鱼儿（名的声）这个娘们儿真丧！（“丧”字是我们的土话，是指人很泼辣很厉害的样子。）而在我的印象里，“卫生鱼儿”的形象已然模糊，只记得有一次，太阳落山，戏台休歇，人群渐渐散去，看到她出现在舞台一角，身材魁梧，脸上还带着妆，与人一边聊天一边抽烟，突然一呼噜嗓子，咳嗽起来，朝身后吐了一口痰。呜呼！然而，我相信外公一定有他的道理。

　　后来，我因为求学，离开了村庄，再也没有去过“三月十八会”，也不知道这没有“庙”的“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偶尔在电视机或者录音机里听到泗州戏，对其中的悲慨、欢快、泼辣、热烈有了一点体会，似乎也明白为什么又被叫作“拉魂腔”。工作后，有一次回老家，看到村头有一个唱卡拉OK的小货车，里面没有人，放着很大的音响设备，播放着流行歌曲的伴奏，车灯上还挂着红绸子。一时间让人想起费里尼电影里流动的歌舞队或马戏团。但那次匆匆离开，并未亲见家乡文艺生活的变迁。近几年，征地拆迁，老家的亲戚都住进了新农村的大洋楼，卡拉OK队不见了，更没有机会看到露天麦场上的泗州戏班了，当然，也甭提一睹“卫生鱼儿”阿姨不带妆的神采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