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现在几级风,请回答!”“九级,九级……”
北京朝阳区CBD,光华路南侧,高度442米,我蜷缩在写着“中国建筑”的厚棉衣里,瑟瑟发抖,听着对讲机里的消息。早上出门前,看到天气预报是蓝色大风预警,已知今日是场苦战。
登顶这个叫“中国尊”的项目想法由来已久,在北京城区几乎每个角落,人们都难以忽视它。虽然还有几十米封顶,但早就比不远处的国贸三期高出不少,已是名副其实的北京第一高楼。
既然想登顶,不如索性参与一下建设。2月7日,也就是正月十一那天,我到工地上向施工方—中建三局报了个名。当晚就接到通知,参加第二天一早的“顶升”。问了一下,意思是一天之内让楼升高4.5米。
过完年开个好头
在保安室穿好工作服,我戴上白色的安全帽,披上一件有“中国尊大厦”字样的荧光绿背心。说来惭愧,在工地上,这都是管理人员的标识。
我稍作停顿,发现工人进入通道时,前面挂着的液晶屏都会显示其个人信息。走在前面的中国尊项目党委副书记刘晓霖一进去,就出现了“三局项目总包”字样。所有经过三级教育并考核合格的工人,安全帽里都放置了芯片。这里有严格的门禁系统。
在楼下仰望,“中国尊”已大半成型。这个从中国传统礼器“樽”的形状中汲取灵感的建筑,有着优雅的弧形轮廓,上下宽度渐变。最终,它将停留在528米的高度,地上108层,地下7层。从2013年7月29日开工至今,在建筑领域,中国尊已实现多个世界之最、中国之最,传统文化意味之余,有着很高的科技含量。
乘坐两次电梯才到了楼顶。第一次升至42层,与一般高层建筑的电梯无异,轻盈、快速,其实就是大厦启用后的正式电梯。第二次要艰苦得多,所有人进入轿厢后,电梯师傅用粗绳一拉,电梯门上下合拢,带着巨大的噪声,用了足足4分钟才到楼顶。抬脚出去,一阵大风袭来,两腿冰冷。
山西人贺晓飞已在中控室指挥多时。这个位于顶升平台上的中控室,只有六七平米大小,已经站了五六个人。作为中国尊项目工程协调部副经理,在过去的92次顶升中,他指挥了差不多一半,经验非常丰富。
所谓顶升,是指智能顶升钢平台,这个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拥有14项发明专利的平台,长43米、宽43米、最大高度38米,有7层楼高,平台顶推力达4800吨。人们在北京城区抬头即可望到的中国尊顶部,其实就是顶升平台。
简单来说,顶升平台的用处是,每隔四五天,让这座大楼升高四五米。这技术在平常建筑中极为罕见,一般只用于超高层建筑。所有顶升过程,都要在数小时内完成。为此,需要上百人通力合作,更需要这个价值不菲的平台运行流畅。正月十二这天,是开年以来第一次顶升,需要开个好头。
这水才是“常温”的
贺晓飞的对讲机一刻不停。面对随时出现的问题,他总能在两三秒内做出指示。几句话说不清楚的,他干脆就跑出去看。
“贺经理,我在(微信)群里发的照片你看到没有?”对讲机里问。
“手机没信号,没信号。”
“背板有个螺帽没法拧紧,不影响这次顶升,但会影响下次。”对讲机里继续说。
“马上找人去焊一下!”
贺晓飞告诉我,眼下他在安排的是两件事,塔吊配平和销项。所谓塔吊配平,就是要使放置在平台上的两台M900D重型动臂式塔吊自平衡,确保使用期间的保护装置离开墙体。所谓销项,则是将智能顶升平台与墙体的连接暂时脱离。这两件事做完后,顶升才会缓慢的开始,上升速度大约1mm/s,这个速度确保了,即便上升过程中有故障,也能随时停下检查。
进展比预计的慢。年后刚开工,加上不少工人新来,都让前期准备有些生疏。不期而至的大风,虽让人不受雾霾困扰,却平添了几分施工难度。对讲机里,不断传来风力报告,始终稳定在八级、九级,甚至一度接近十级。
我想起曾背过关于大风的顺口溜,“八级风吹树枝断,九级屋顶飞瓦片,十级拔树又倒屋”。印象中,似乎第一次亲见此等大风,决定出去看看。塔机一体化组的王浩带我出门,指挥工人们将塔吊顶部用千斤顶支撑在平台上。他解释说,塔吊平时有底下的墙体支撑,顶升过程中如果风力过大,则需要停止顶升,利用平台支撑,风这么大,固定不好会摇晃。
说话间,不过四五分钟,开始冷得发抖。我站在442米高的楼顶上俯瞰北京,视野极佳,远处的故宫、奥体公园都清晰可见。大风中,我拿手机录视频发给朋友,对方回了句:“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回到中控室时,每个人都冻僵了。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嚷嚷着找水喝,拎出几瓶矿泉水刚要打开,忽然相视大笑。原来瓶子里装的水早已成冰,打开后几乎倒不出来。
“这水才是 ‘常温 ’的,别矫情,赶紧喝。”老一点的员工开起了玩笑。大家开始各显神通,化冰为水。
“任督二脉”打开了
孙晓亮很少加入开玩笑的行列,在气氛始终活跃的中控室,他显得沉默寡言。他表情平静,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操作平台的屏幕,手轻轻放在几个按钮上。
花了点时间,我向他讨教清楚了屏幕上那些参数的意思。数字一直在跳动,但始终不能让他满意。“11号油缸迟迟不行,冲不开”,他向我解释。屏幕上的数字里,的确只有11号的与其他相差很大。
整个屋里,只有孙晓亮全程参与了92次顶升。这位顶升操作员,过去只是一名电工,凭着刻苦钻研劲儿和在集团总部接受的数月培训,如今他对这些已是驾轻就熟。
逼仄的屋子里挤了近20人,不少小组的任务已经完成,等待着11号油缸的问题解决。工人们正全力抢修。好在,这个价值几千万的顶升平台,提供了超高层建筑罕见的工作环境——四周封闭,人感觉不到是在高空作业,跟在平地上没什么区别。
11时53分,对讲机里传来贺晓飞如释重负的声音:“ ‘任督二脉 ’打开了。”
疲惫的人群也松了口气。此时已是正午,盒饭如约而至。贺晓飞决定,吃完饭后正式顶升。午餐的菜是鱼、豆芽和卤蛋,130份盒饭,被冻了一上午的90多个人一扫而空。屋子里,似乎重新暖和起来。
在坚守中起高楼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我们马上开始顶升,请大家注意观察。”12时27分,贺晓飞在对讲机里发出指令时,大家各自回到岗位,屋里只剩下了三四个人。
整整20分钟后,孙晓亮按下按钮,机器开始轰鸣。12时51分,平台升高了5厘米。外面依然是大风。他按下了暂停,对讲机那头,有人报告说一根钢筋头别在了平台与墙体间。稍作讨论,大家决定割断钢筋。
我出去察看,发现两名工人正往下递气焊设备,底下负责切割的工人接着。工地上处处都是安全标语,气焊所连接的氧气瓶附近,写的是“天天宣传天天安,日日防火日日守”,针对性很强。
钢筋头很快被切断,机器继续轰鸣。到下午两点,顶升完成1米,我所站的位置此时已是443米高。1mm/s的速度看起来慢,但理论上每小时也能升高3.6米,所以真正花时间的不是顶升本身,而是准备工作和那些层出不穷的问题。
刘晓霖专门向我介绍过,平台安装之初,顶升一次要用十几个小时。同时,各个工序之间磨合不够,需要七八天才能施工一个结构层。如今,三到四天就能完成一层,每次顶升时间只需三四个小时。
如今看来所言不虚。我趴在操作台上,跟孙晓亮一起默默盯着屏幕,即便对我这个外行来说,那些数字也有了非常明确的意义。1.5米,2米,2.5米,3米……每个节点上,大家都互相通报一声。
我们边看边聊。孙晓亮盘算着,总共需要107次顶升,才会建起这栋108层的高楼。剩下的只有十几次了,站好这最后几班岗,有着分外重要的意义。
按计划,中国尊将于今年结构封顶,2018年底全面竣工投入使用。如果一切顺利,大厦施工工期将为62个月,较同类超高层建筑缩短约18个月,速度则将是国内已建成同类项目开发建设速度的1.4倍。
尽管如此,对建设者来说,超高层建筑也是耗时长久的工作。贺晓飞指着马路对面的央视大楼对我说,他花了8年参与建设那个楼,在如今这个工地则已待了快4年。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匆匆而过,个中辛苦自不必说。好在,中建强制要求他们每周至少休一天,确保大家得到必要的休息。
下午4时04分,贺晓飞在对讲机里宣布,顶升4.9米任务完成。但此时还没到如释重负之时,计划升高4.5米,多出来的40厘米,是为了落下支撑架。14分钟后,顶升平台开始回落,4时25分,支撑架落到位。此时,距离我上来,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
一天大风,刮的晴空万里,夕阳投射过来几束清冷的光。电梯如约而至,工人们开始分拨陆续下去。中建的管理人员还不能下去,准备多充分,后期清理也要多认真。他们得坚守到所有人都离去。
此时,人们在北京抬头望,会看到一栋高446.5米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