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科研下一个增长点

　　前不久，笔者去布里斯托参加英国国家公众参与中心举办的年会。在学术圈里，“公众参与”（public engagement）可以说是个英国范儿十足的时髦词。尤其在最近15年，和公众及时有效地沟通与互动成为英国科技战略投资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致力于支持健康医学研究的英国最大慈善基金会——维康基金，每年单在公共参与领域就有450万英镑的预算。从我参加的这个年会的规格来看，公众参与的热情可见一斑：四五百人的会场不仅汇集了英国诸多高校的校长、各主要基金会管理者和服务于高校的专业咨询顾问等，而且会场外总是有长长的等候参会的人员队伍。

　　公众参与指在科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能把公众的意见、问题或质疑都有机地融合到科研的过程中。这里包括多元化的科普（比如把研究内容变成舞台剧、或者以网络游戏等方式告知公众），让公众（尤其是相关的未来消费者、患者或受益者）成为科研的一分子，也包括直接邀请公众为科研投资方向出谋划策。当然，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对于存在争议的技术，研究人员能更好地理解公众担忧或误解的由来，并能及时作出调整与回应，加速产学研的转化。

　　别看好处这么多，公众参与得到重视其实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首先是2000年英国上议院发表《科学与技术》的第三份报告把自然科学研究和公众的沟通列入议程。2008年英国研究理事会发布《通向影响的路径》，探讨科研与社会生活融合的方法，隔年他们又发布《关于公众参与科研的协定》，确定基金会有鼓励资助项目与公众互动的责任。而2011年英国研究与咨询中心出台的“科研人员发展框架”及2012年的英国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出台的“卓越科研框架”，纷纷把公众参与列为衡量个人和高校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用我的朋友保罗·曼内尔斯的话说，正是这一系列的政策转向有效地促成了英国科研界“文化上的改变”，只不过在保罗这个行家来看，这个改变应该更加深入。保罗是国家公众参与中心的主任，他不仅是BBC以前好几个全国科技参与项目的制片人，而且他还给国家博物馆策划过针对不同人群量身定做的科技推广活动。从吉他、足球到盆栽，这些东西在他手上都能成为建立科技对话的媒介。为了进一步推进科研文化的变革，保罗和他的同事建立了评估英国高校公共参与能效的“水印”认证体系。之所以把这个认证取名为“水印”，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共参与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像掉在纸上的水滴一样，即便被擦拭，依然会留下清晰的印记。

　　一流的科研必然需要一流的公众支持。别看在一些前沿研究上中国已进入国际第一梯队，坦白说在科研与社会的嵌合上中国还有待提高。明年3月底，我所主持的科研项目将和华中科技大学联手，在武汉举办面向国内科技工作者、伦理学者和相关民间机构的关于科技风险与公众沟通的培训研讨会。保罗听了比我这个组织者还要兴奋，他说，他和同事一定会把英国最好的公众参与技巧和经验带给中国的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