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高地浴火重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散文）

　　大学毕业至今30年间，沿天山-祁连山-秦岭这一段古“丝绸之路”奔波，去南方的机会很少。这次有机会重走长征路，沿红二方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从湖南到云南，在我的生命体验中大西北与大西南连成一片，构筑起完整的生命高地。

　　陕西秦腔大师范紫东除写了《三滴血》等经典剧本，还有一个惊人之举，清末列强重压之下，大清王朝意欲迁都西安，范紫东上书朝廷，大意是：周秦汉唐，边患在西北，故立都于长安；元明清边患在东北，故立都于北京。大清王朝苟延残喘之际还有那么一点血性，迁都之事作罢。两强相遇勇者胜，这种剽悍血性的挑战精神和强者意识，源自古老的《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力量。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百年屈辱，面临亡国灭种的大危机，红军从南方到北方，到大西北，到黄河，到长城，到抗日前线，当时一首歌里唱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万里长征的红军将士，骨子里也有周秦汉唐元明清古老的勇于挑战的精神。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陕北，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连为一体。这里也是九曲黄河拐弯最大的地方，黄河呈几字形像古代武士的弓，拱卫环绕着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当年秦始皇一统天下，挥兵北上，却匈奴六百里，秦直道由关中咸阳直达河套五原。再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挥兵向西征服世界，途径鄂尔多斯高原，大汗被黄河拱卫的鄂尔多斯高原的壮美所震撼，留下遗言，死后葬于此地。这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陵伊金霍洛，与黄帝陵秦始皇陵以及关中众多的帝王陵南北相对，遥相呼应，天然地凝聚起一股冲天而起的生命伟力与王者之气。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高原写下不朽的《沁园春·雪》，是有历史地理前兆的。蒙古族诗人牛汉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就把黄河比喻成一张高原上的弓，射雕，射侵略中国的日寇，射一切邪恶势力。

　　长征有一种特殊的地理学意义。红军三大主力从东南到大西北，纵横穿越中国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从平原丘陵到高原，到世界屋脊，到高山之巅，到雄鹰翱翔、黄羊奔驰、天地交汇之地，那种跨度只有当年征服世界的蒙古马队可以与之相比。那些蒙古武士从大兴安岭直逼地中海，那些蒙古武士每人两匹马换着骑，而红军没有这么好的装备，时时处于围追堵截中，加上头顶飞机扫射炸弹轰炸，杀出一条血路，从崇山峻岭江河纵横的绝域万里长征，这是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的远征与长途奔袭。古罗马的大军也只到波斯，色诺芬写了《长征记》，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长征更不能与红军相比。这种地理学上的辽阔空间给人心理与精神上的刺激，就是巨大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创造力。几十万大军到达陕北仅剩两万多人，数量的减少反而是生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极大提升与飞跃。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又在关中转战迁徙，最后落脚笔者的家乡岐山周原。秦人本是殷商遗民，奔逃至胶东，又迁徙北方，一部分留赵，一部分迁徙渭河上游，然后入关中王天下。刘邦由楚入关中，张骞凿空西域，两汉的地理空间至中亚腹地。唐王朝，用蒋勋的话讲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野宴”，一个游牧王朝，隋唐王朝本身就是胡汉混血，李世民既是中原的皇帝也是游牧民族的可汗，称为天可汗。岑参、高适在关中时写的诗也都是王维那种禅味十足、充满静谧之气的田园山水诗，到了西域大漠，生命中的野性被唤醒，边塞诗说穿了就是充满动态的大漠雄风，唐诗的核心力量就是这种野性的生命力与巨大的想象力，生于中亚长于四川壮游天下的李白就是其代表。而世家子弟杜甫，注定要在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中挥发生命的野性。

　　萧云儒先生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的黑娃身上有一股野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关中十分稀少罕见，而在陕北高原却十分强大，红军落脚陕北高原很快扎下根基就与这种野性的力量有关。泰纳在探讨艺术规律时提出有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以此来研究红军长征也是有意义的。希腊联军攻陷特洛伊城，特洛伊人杀出一条血路跨越大海在意大利半岛重新崛起，建立了罗马帝国。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前，蒋介石曾在台湾与大西南大西北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放弃了退守西部高地的计划，退守台湾。西部高地就不是偏安之地，那是雄鹰翱翔之地，那是骏马奔驰、牦牛怒吼、英雄豪杰纵横的血性之地。1935年至1936年红军就已经在西部高地浴火重生了。

　　长征的民族学人类学意义更有价值。我们这次是沿着当年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从湘西出发，进入云南一直到香格里拉。湘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数万湘西子弟跟随贺龙一路长征到新中国建立，湘西子弟大多数成为烈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湖南人的历史，从曾国藩左宗棠宋教仁黄兴到毛泽东。再就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里是湖南贵州重庆交界处，河对岸就是重庆，重庆码头数米远有一座老银行洋房，曾是二野司令部。我父亲曾是二野十一军一名侦察班长，解放大西南后在西康好多年。湘西也是苗族土家族自治州，二方面军的好多官兵就是苗族土家族。

　　红军进入云南，云南既是植物王国又是多民族地区。红军的队伍中又加入了众多彝族回族，开始有了民族大融合的意思。红军在云南最感人的一幕就是对回族的容纳，刚开始在清真寺发生小误会，经阿訇解释，红军马上明白了穆斯林的习俗，在清真寺侧墙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族群众利益的标语。红军在云南的成功，为以后在四川在西北陕甘宁一带与各民族共融打下了基础。红军途经四川，刘伯承跟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在甘南，卓尼藏族土司杨积庆暗助红军几十万石粮草，在宁夏同心建立了最早的回族地方政权。长征的过程就是汉满蒙回藏多民族共融的过程。红二方面军政委关向应就是满族。

　　云南讲武堂对中国革命有更大的意义。蔡锷在这里把西方的军事理论与中国的军事理论结合起来，培养了朱德等一批名将，训练出一支精兵，组成护国军击碎袁世凯的皇帝梦。作为滇军名将，朱德不但参加了讨袁战役，更重要的是在云南剿匪中采用了对付土匪的新战术，那就是化整为零、寓兵于民的游击战术。后来朱毛一拍即和，游击战术更加成熟。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集体成果。军事思想上，朱德无疑起了关键作用。培养了国共两党最主要军事将领的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主要科目教官都来自云南讲武堂。

　　长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参加了红二方面军的部分长征。美国记者斯诺与史沫特莱来到陕北，斯诺写了《西行漫记》，史沫特莱写了《伟大的道路》。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的。”

　　文学需要一种精神，文学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力量。两强相遇勇者胜，文学所具有的激情和想象力是需要胆量的。这应该是一个作家必须秉持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