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控烟博弈路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北京“鸟巢”体育馆悬挂起一幅超大的无烟标识。这个由上千张笑脸照片汇聚而成的标识，寄托了普通中国民众的控烟愿望。

　　中国是世界烟草种植大国、烟民大国、烟草受害大国，全国约3.16亿吸烟者，被动吸烟7.4亿人。虽然包括北京在内的18个城市已经实施公共场所禁烟令，中国现有吸烟人数仍然比5年前增加了1500万。

　　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以来，至今已有10年。10年的控烟历程，中国控烟成果显著，但依然面临着多种挑战。

　　领导干部带头 

　　18城市立法控烟

　　北京西客站，是北京人流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项楠是北京西站的一名客运员，平时主要工作就是在站内进行巡视。她说，一年来，明显感觉站内的烟头变少了。

　　2015年6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这一“史上最严的禁烟令”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儿童医院在内的室外区域也禁止吸烟。

　　北京市卫计委委员高小俊说，根据中国烟草统计年鉴的数据，北京市2015年烟草销售量比上一年度下降2.71%，吸烟强度也有所下降。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北京控烟一年来，94％的公众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事实上，中国控烟进程一度步履维艰，吸烟率居高不下，承诺的2011年1月9日前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也未如期实现。

　　2013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两办联合发布控烟通知尚属首次，成为中国控烟史上的里程碑。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原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认为，从2003年到2013年，全球烟草产品销量下降10％，中国却上升了41.8％，增速全球最高。中国控烟难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公款买烟、“三公”经费乱支出的在作祟。

　　两办通知后，中国控烟迎来密集的修法期，新版《广告法》《慈善法》以及各地的控烟条例纷纷出台。除北京之外，长春、哈尔滨、深圳、青岛等10余个城市制定了各自的控烟法规。

　　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通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近一年来，共处罚了控烟不合格单位398户，罚款104万余元，另外对违规吸烟的1514人进行了处罚，罚款近8万元。

　　许桂华认为，18个立法城市的控烟法规实施后，无烟环境均明显改观，民众的支持度一直较高，执法过程中没有发现抗法等冲突事件，表明全国立法已经成熟，应当尽快颁发全国公共场所控烟条例。

　　烟盒难脱“画皮”

　　公共场所控烟不易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为平装做好准备”。所谓平装，即限制烟草包装作为广告和促销的方式，以降低烟草制品的吸引力，并增加健康警语、图案的有效性。但目前，中国国内的烟盒尚未扒下美丽的“画皮”。

　　截至2015年，全世界有85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烟包图形警示，图形警示面积大于50%的国家有60个。连中国出口国外的卷烟，烟盒上也都印有大幅警示图片。

　　国内烟盒“蜕皮”之难，反映出了控烟与反控烟的胶着纠缠、此消彼长，构成了中国控烟的复杂景观。

　　2015年，中国完成《广告法》修订，写入了禁止烟草广告的条文。据透露，这个结果是控烟专家与烟草企业激烈争论之后得来的。在《广告法》修改讨论过程中，烟草企业曾多次要求保留烟草销售点的广告宣传权利。

　　控烟与反控烟博弈的另一个焦点是《公共场所控烟条例》的制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公布的立法工作计划，《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被列入一类立法计划，力争在本年度内出台。

　　根据正在讨论的草案征求意见稿，室内工作场所的禁烟范围改为了“共用区域”。餐厅、酒吧、酒店、机场候机楼等多处场所被允许设置吸烟区域，违背了国际通行做法，而且吸烟处罚前要先责令改正。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表示，这就为在单人办公室的吸烟行为开了口子。

　　此外，中国各地控烟条例和实际执行情况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目前已有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城市覆盖的人口仅约为10%，同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目标距离尚远。与此同时，各地的控烟标准也并不统一。比如，在控烟区域上，大部分城市没有把禁烟范围扩大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和公众场所”。在处罚力度上，有的城市一年当中甚至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戒烟意愿不高 

　　控烟考验社会管理

　　已有10多年烟龄的记者小鲁最近正在戒烟。尽管知晓吸烟的害处，但由于工作压力大，他一直烟不离口。若不是因为打算“封山育林”，他仍然下不了决心。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戒烟门诊医生李建民认为，中国吸烟者普遍戒烟意愿不高。此外，费用较高也是很多烟民不选择或难以坚持药物辅助戒烟的原因之一。由于戒烟药物目前需要患者自费，没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很多戒烟人士不愿选择药物辅助戒烟，也不愿持续参加戒烟治疗。

　　据统计，在我国3.16亿的吸烟人群中，成年人吸烟比例占28%。13-15岁人群中，11%的男孩吸烟。每天约3000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此外，有7亿多人经常暴露于二手烟中，二手烟每年造成约10万人死亡。

　　有业内人士表示，为了应对戒烟需求，应在多方面加强戒烟服务。如提高戒烟门诊、戒烟热线等人员的专业技能；扩展社区模式的戒烟服务以及网上互动戒烟服务；将戒烟药物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开拓成本更低的戒烟药品和戒烟疗法。

　　戒烟难还与吸烟这一行为早已潜入日常生活之中有关。

　　在很多人的理念里，烟酒待客是一种传统和人情。酒吧、饭店等公共场所一度被认为是允许甚至鼓励吸烟的娱乐场所，而吞云吐雾和互敬香烟则被看作正常的社交礼仪。随着控烟的深入人心，如今正规的社交场合已经很少看见敬烟的场景，不在不吸烟者面前吸烟逐渐成为礼貌。从这一角度而言，控烟的手段促进了社会共识的形成。

　　当然，面对控烟，也存在关于“权利”的观点交锋。有人认为，虽然控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以损害和限制人的自由为代价。而更极端的观点是：“我自己吸烟，与他人何干？”

　　一边是吸烟者对自由权利的主张，另一边是不吸烟者保障身体健康的利益诉求。控烟的难点之一，其实就在于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群己界线，最终达到控烟的预期效果。

　　事实上，控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人与社会间的关系。任何一项权利的获得，都不能以牺牲另一方的权利为代价。一方面，如何区分公共场所吸烟与私人场所吸烟，并分门别类地通过管控或潜移默化的措施来达到效果，是控烟所要作出的平衡之一。另一方面，当他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二手烟威胁的时候，如何走出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吸烟自由论”，考验着社会管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