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郑也夫不免诧异,线条刚硬的脸上满是风霜之色,牛仔衬衣、双肩背,快人快语,率直坦诚,看起来与书斋学者相去甚远。1977年考入首师大历史系、1979年入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哲学硕士、奔赴美国攻下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在人大北大任教,任央视“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长期地道的书生生活,竟不能磨去他在建设兵团务农、造砖、伐木、采石8年留下的印记。
他对书籍的爱好始于兵团时期。1968年,18岁的他离开北京北上黑龙江。面对广漠的自然,精神感到严重的饥渴,捡到什么就看什么,读了《第三帝国兴亡》、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还有《学习与批判》杂志,在那个时代这本杂志居然谈克隆技术,令他非常震撼,也埋下了对生物学的热爱。朋友是个“天才少年”,用打字机敲出外文读物寄来,他就凭借这个自修英语。因为看得杂,涉及领域比较宽泛,他思维活跃,喜欢远联接,影响到之后的研究。
他的读书原本可分为工作和爱好两部分,只是个性消遣最后也变成了专业。因为见识到太多的比想象更离奇的事实,他成为狂热的生物学粉丝,生物学读多了,变成工作,写了《神似祖先》。腰椎动手术后,只能趴在床上静养,什么也干不了,于是把一些过去想读却没读的书看了个遍,读了胡风激赏的路翎所著的《财主底儿女们》,慨叹那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在他的书房里,书籍装满了三面墙10个顶天立地的书柜,还漫漶到卧室、客厅、卫生间。平常除每期必买的《南方周末》外,他还爱看一个比较偏门的杂志叫《新发现》,介绍和人类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科学话题,比如根据木乃伊的DNA分析出埃及少年法老王图坦卡蒙的父母乃是一奶同胞。
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却多受情感的驱使,他认为“与之相比,功利很难成为可持续的动力”。他从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一向以专业知识观察分析中国当下的真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消费与快乐、道德建设……立足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
他不开必修课,“凭什么我的课你就必须来,必须学?我不愿意发生这种误会”。找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读三五十本书形成基本观点后开选修课,经过授课、讨论等多个与学生互动环节,教学相长,再读再讲,课讲了三五轮后,过手的书有300本,精读大概100本以上,然后写出自己的著作。
郑也夫写过《知识分子研究》、《走出囚徒困境》、《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信任论》、《语镜子》(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套概念和价值)等。他出书也有趣,每次必是姊妹篇,一本是自己的著作,一本是由他主编的学生们的实情调查文集。比如去年退休前开的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最后成书《吾国教育病理》,直指中国教育病因,直陈解决之道,和《科场现形记》双胞而生;《城市社会学》的姊妹篇是《双城记:京沪众生素描》……前后共16对捆绑出版,如此下大力气激励扶掖学生,这在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虽然自嘲“超龄愤青”,但他带给学生的是理性:“不要急于诟病某个局部的畸形,这没有什么意义,也容易走向偏激。”他让学生观察描述事情运转的真实模样,培养他们成为有生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天堂是尽善尽美。”青年时代读到的《海鸥乔纳森》深深刻印在他心里——飞行不光是为了从小船上弄点面包屑,“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寻求尽善尽美并使之实现”。退休后,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写作目标,又投入了天昏地暗的阅读和写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