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房子

　　儿时的游戏里，最让人回味的游戏应该是“跳房子”。

　　现在的孩子不玩这个游戏了。在一块平地上，用小棍或粉笔画出一个跳房子的场地。画出的场地，就像现在开发商广告上画的平面结构图，孩子们就在一个画出来的“房子”里做游戏。跳房子的“房子”有不同的样子，基本的元素是一个个方格，有时由8个方格，一排4格，两排并成一个长方形的“筒子楼”，有时拼成一个“干”字形，就像现在的单元套房。参加游戏的孩子自己还要准备一个小瓦片。放学后，几个小伙伴聚到一起，找个平坦的场地，画好房子，便可玩得满身大汗。跳房子有各种规则，基本的动作就是掷瓦片，单腿在格子间跳，用脚踢瓦片到不同的位置，领先者，便会拥有一个方格成为自己的房子，其他人则必须过这个方格去完成规定的动作。最后拥有“房子”最多的孩子便是这场游戏的赢家。

　　这是只需要一小块空地，再加一小块瓦片便可尽兴玩耍的游戏。在那个时候，房子很少，空地很多，废品很少，瓦片很多，跳房子应运而生。房子少，空地多，这好理解，空地也就属于孩子了。废品少，瓦片多，也许你就不理解了。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废品”，一只铁皮饼干盒，当宝贝用十年八年，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几块糖放进去，来了客人端出个饼干盒就很体面了。旧报纸能糊墙，空酒瓶能打酱油，酱油店的酱油都盛在大缸里……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地上扫起的灰土，家家没有什么东西舍得倒进垃圾箱。啊，还有瓦片，破瓦片没有用也不能卖给废品“拾荒匠”，因此，便成了孩子们“跳房子”的装备。这就是人的天性，穷得只剩下破瓦片的年月，孩子们也能找到快乐。穷开心！也许说对了，开心不开心，与穷富无关。青天在上，黄土在下，手持一片破瓦，便想象自己一步一步跳出自己的“房子”！多有寓言意味的游戏，当然也是“房子”重要性的启蒙课。

　　说到启蒙课，回想一下这辈子，如果用房子来做主要参照物的话，我的履历也是一串“跳房子”的经历：

　　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从一个集体宿舍到另一个集体宿舍。也有区别。幼儿园里小背心小裤衩上用线缝出我的名字，其它都是公家的东西。上小学后，书包是自己的了。上中学后，被褥是自己的了。有首歌“打起背包就出发”，毕了业就背上自己的背包下乡去。城市没有一片瓦片与自己有关系，只有背上的行李卷跟着自己走。

　　插队，和一户农民生活了一年，插队干部来了，又回到知青点住集体窑洞。

　　招工到了军马场，和来自不同地方的知青们，同住马场的集体宿舍。马场在林区，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木箱子。

　　提干，在某工厂当了政治处干事兼团委书记。团委有一间办公室，办公柜后两条凳子支个床。领导说不要搞特殊化，于是再加了个同室，两人住半间办公室。就是这样，也有当领导的感觉了。

　　上大学，又回集体宿舍。毕竟改革开放了，宿舍也有新气象。我们这个宿舍，俩东北人带头，每周提塑料桶到商店买一桶散装啤酒，回宿舍就着黄瓜大酱，尽情开喝，于是得名：酒吧。对面宿舍忙着学跳舞，得名：舞厅。斜对面有俩烟瘾大的同学，让这宿舍蒙冤：烟馆。隔壁宿舍有桥牌高手，雅室得俗名：赌场。听起来吓人，一群穷学生穷开心。我算最有钱的主之一，带薪大学生，每月42元。

　　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文联，领导说，你爹妈有房，回家去住。我说，那是组织分给他们的，与我无关。经过努力，得一间古董级老宅，一半做保管室堆满纸，另一半刚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只要有人走近，地板响，桌子晃，床也摇。安全，防贼。

　　提为副主编，给我分了一套无厅小三居。于是准备婚事。单位老同志王某找到我，他妻子有精神病，儿子还没工作而且神经也不太正常，他希望我把这套房让给他。比我大十多岁的人开了口，能不让吗？

　　调进北京，到北京广播学院任教。学院大方，给我一套向阳新三居。房子刚住得有人气了，又被调到作家协会办杂志。退了学院的向阳三居，搬进城里朝北的背阴三居。刚住进不到一月，夜里进了贼。贼从６层的窗户进入，财物受损。邻居见面，个个好像贺喜：“万幸万幸，你们都没醒啊！”

　　两年后，我从这幢楼的6层调到15层，还补给我一间房，说是按规定落实政策。那一年我快满50岁了。单位实施房改，交上钱款，发给我一红皮“房产证”。唉哟，年过半百，从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者。换句话说，这个红皮“房产证”向我宣布：叶延滨，你这一辈子的“跳房子”游戏从此结束了。

　　安居，大概就是说有了房子才好过日子。然而，当了大半辈子“无房户”，大半辈子在玩“跳房子”游戏，真的还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房子是个好东西，但若一开头就有一套房子压在背上，这“跳房子”的游戏还会好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