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暑期,巴黎大学出现了一个中国学生的名字,名字后是优异的入学成绩。他名字的法文音译非常拗口,很难发音。大家劝他起个法文名字,他坚辞不从,“让你们法国人学会读我的中文名字。”这位学生便是漆竹生(1916—1987),他选择主修物理化学。院长玛丽·居里很快注意到这个出类拔萃的东方少年——几乎从未离开过学校,除了上课就泡在实验室做实验直至午夜。
繁重的学业、辛苦的实验击垮了漆竹生的身体,他患有严重的混合痔疮,先后在巴黎经历外科手术五次。他的身体不能支撑,医药费又昂贵,遂不得不向国内的父亲求援。父亲的通牒信命令他必须转学法律,否则断绝一切经济资助。无可奈何,漆竹生只好交上转学转专业的申请。当院长玛丽·居里看到他详实诚恳的描述,只得核准。漆竹生一生难忘,玛丽·居里抱着病躯边走边谈,亲自把他送到居里学院临街的大门口。不久,居里夫人去世,漆竹生悲痛不已。后来,他与居里夫人的孩子们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业苛刻,欧美很多名人都曾在此饱受熬煎。由于没有文科基础,改考法律的他被法国西南的图卢兹大学录取。任凭校外多么迤逦的南部风光,他硬是闭门5个月,重新考回巴黎大学,进入举世闻名的索邦法学院。法国学位后来规定大学博士之上,还有最高的国家博士,十分难考,他以最短的时间成为法学院国家博士,时年24岁 。
获得国家博士高兴得不能自持,漆竹生自我犒劳买了一只鸡做晚饭。不料第二天腹泻不止。原来鸡所含的油脂对漆竹生太奢侈了。八年半的留法岁月,他的清苦无人可比。平素一日两次同样的正餐:一匙猪油,一小碗新鲜绿豌豆,一碗安南米;租住的睡房是留学生中最廉价的;时不时为了买昂贵的参考书又囊中羞涩,晚上就去餐馆打小工赚外快。多少次法国和中国同学邀他出去游玩度假,他一概婉拒,“我这个江西人,从小简朴惯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看到法国二次大战时的凄惨,漆竹生想象国内一定更艰难。任凭老师、好友和法国同学一再相劝,他执意离开巴黎回国。几个月苦等,终于在马赛登上回香港的邮轮。船上生活枯燥无趣,幸有同船10多位中国留学生日日相聚,倾谈甚欢。忽然他们发现这位国家博士居然不会吸烟。大家商定一定要让漆竹生就范,只要他一开口讲话,留学生们就用各种方法引诱哄劝,递烟点火。1个多月后船抵达香港,大家惊讶漆竹生始终没有碰香烟。“我讲过不吸烟,无论你们如何劝。”
后来法学家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要出中文版,达维德接触两三位中国法语权威后,致函中方出版社,中文译本如果不是出自漆竹生之手,他就坚决撤约。理由就是漆竹生在索邦法学院的出色学业和信达雅的完美译作。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