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之旅（文艺评论）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增长，中国文学也受到世界文坛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怎样进一步使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个近来常听到的话题。

　　借用莫言的话说：“文学走出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最多，这无疑是获得诺奖的重要前提。但正像有人所说，中国作家的国外境遇，并非都如莫言般幸运。其实，即使真有“幸运”之说，作家的真正走出国门，往往是质量和数量的积累。

　　法国是最早翻译莫言作品的西方国家。作为一个使用人群相对有限的语种，法语出版的莫言作品比英语早了3年，而诺奖评委会的所在地瑞典，7年后才第一次出版莫言的书。从数量上来说，莫言作品的法语译作也最多，共出版了18部。从只为汉学界所知，到大众读者欣赏，经历了近20年的路程。

　　作品的思想力和艺术性固然是文学成就的关键，但即使具备了这两点，再加上高水平的翻译，也不一定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瑞典文的翻译者陈安娜，被认为是莫言获奖的最大功臣，但她翻译的第一部莫言作品问世时，也曾备受冷落，直到2012年获奖以后，销量才有了明显改善。

　　这种情况，令人想起苏童的话：“翻译作品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机缘巧合。” 

　　苏童是在国外有知名度的作家，其翻译作品不但数量可观，有些甚至畅销。但他仍清醒地认为：“翻译作品的主要命运是无人问津。”一部作品的成功，除了本身的魅力之外，常取决于一些谁都无法把握的因素。外国读者的口味与本国读者也是有区别的。西方人看中国的作品，除了文学性之外，还会被一些别的东西吸引，比如对异国情调和东方习俗的好奇等。某些特定时间，特定契机，也可能带来意外的影响。苏童的《妻妾成群》，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刘恒的《菊豆》等小说，都是首先通过电影的媒介让西方人认识的。

　　在“走出去”态度上，我十分赞同格非的看法：“对国际化这个问题应该冷静思考。”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输出上投入了不少人力，翻译的数量增长很快，但影响不大。文学作品的输出，主要还应该依靠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社，因为他们更清楚所在国的市场及读者群的兴趣和接受能力。

　　在具体操作方面，版权输出应该专业化，通过可靠的规范的途径，将好的作品介绍到国外。这里面也应当包括对作家权益的保护。有些文章中说“中国作家跟国外签约很少不上当”，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言过其实。国外的出版机制与国内不同，由于网络挑战和图书市场的不景气，虽然文化书籍的出版社经常得到国家资助，有时也难免陷入困境，无法履行合同，但有意欺骗作者的是极少数。

　　最后想说的一点，来自这样一句话：“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话最早是南京大学教授许均说的，被毕飞宇引为经典。话虽然不错，但是要加上省略号我才完全同意。将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外国，翻译固然很关键，但出版渠道至少同样关键。再说，好翻译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仅指翻译水平，那么只有这一条恐怕还称不上艳遇。在法国，有一些出版社主要介绍亚洲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这些书籍有一定的读者，但总的来说，影响还比较有限。而著名的大出版社，一般更注重于已经有一定名气的作家。翻译的质量如何，并不是他们的首要标准。缺少有效的渠道，默契的出版社，艳遇就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艳遇。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要嫁到外国去，还要有合适的嫁衣，合适的媒人，甚至黄道吉日。所谓机缘巧合，从大的方面说，也可以是天时地利。当前国际上对中国文化关注的大环境，必将为中国文学的输出提供更多的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获奖包含了一定的必然因素。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全面提升，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作者为旅法作家，法国尼斯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