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蓝生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现汉》）于2026年4月出版。前些日子，江蓝生在江苏常州作了一场关于《大现汉》的讲座。江蓝生曾是吕叔湘的高足，她说，吕先生当年指出：“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要编，就要有特色，有新意，否则就没有必要编。不要编成一部‘胖词典’。”

　　不要编成“胖词典”，吕叔湘的话大有深意，不仅指导了江蓝生对《大现汉》的编纂，更蕴含着一种治学态度，一种人生智慧。

　　编成“胖词典”似乎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各类词典汗牛充栋，如果编者追求的只是内容的增加，进行物理意义上的重叠，虽说也要花一些功夫，但终究只是充当搬运工，或者主要是复制性的工作。编成“大”词典就不一样，这里的“大”不单单是指体量的大，还有内容的新颖与充盈。这就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到“突破前人”，踵事增华，才能让“大”变得有分量有质量。

　　推而广之，今日各行各业，亦有不少人热衷于表面的“大”，大项目、大业绩、大排场、大效应。一项工作还没开始，剪彩现场就人山人海，轰轰烈烈。材料越做越厚，汇报越讲越长，方案越来越庞杂，但细究起来，核心创见几何？实际成效几分？不得而知。《论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方是君子。工作中若只重形式之“胖”，不重内容之“实”，便落入“文胜质”的窠臼。唐代韩愈倡导“文以载道”，反对骈文的浮华空洞；宋代欧阳修等修《新唐书》，力主“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追求精炼而非堆砌。这些古人的智慧，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崇尚清谈，竞逐虚名，何晏、王弼等辈以玄学为尚，口若悬河，著作等身，看似学问“胖”得惊人，实则于国计民生难言裨益。《颜氏家训》批评得好：“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三纸文书不见一个“驴”字，这样的“胖”文章，不要也罢。

　　文章推崇“约”与“精”。《周易》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之中见天地之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部《史记》囊括3000多年历史，要言不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耗时19年，字斟句酌，删繁就简，300余万字厘清千年兴衰。这才是真正的“大”，而不是“胖”。

　　当下社会生活节奏快，信息泛滥，人们更容易陷入“胖”的陷阱。公众号动辄“万字长文”，书架上尽是“砖头巨著”，工作报告越写越厚，会议越开越长。仿佛谁的东西更“胖”，谁就更重视、更用力、更有价值。其实，真正的功夫，在于提纲挈领，在于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做扎实。做人做事，莫不如此。与其贪大求全，不如精进专注，与其虚胖浮肿，不如瘦硬健康。删去不必要的枝蔓，减去无意义的冗余，留下真功夫、硬本领、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