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代是金文发展的“黄金时代”。郭沫若曾说毛公鼎这样的长篇金文可抵一篇《尚书》。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西周金文中有清晰的体现。孔子盛赞西周文明，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们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的独特道路，必须系统考察、研究、阐释殷商和西周的金文史料。

　　西周金文可概括为“金文两系说”，即殷系与周系。

　　西周武王至穆王时代，金文内容、格式继承殷金文者数量甚多，可称为“殷系”。需要说明的是，西周前期即共王之前，天子、诸侯、重臣也多接受殷式酒器与殷系金文，反映了西周对大邑商文化制度的继承。

　　西周王朝建立后，就积极推行其姓氏婚姻、宗法排行、幼名与冠字等文化礼俗，以及训诰、册命等制度，周初金文中迅速出现上述周人文化因素。以女子称姓而言，周人克商之前就通过异姓联姻团结友邦、扩充实力，《诗经》之《思齐》吟唱“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周姜是公亶父的夫人，大妊是季历的夫人，大姒是文王的夫人，均是姬姓周人与姜、妊、姒等姓通婚结盟的写照。西周早期金文记载王妊作器，多次提及王姒、王姜赏赐与下达命令之事，其中王妊、王姒、王姜就是出自妊、姒、姜等姓的王后，与《思齐》完全能够相互印证。

　　周人男子称氏，如周公、召公、毕公的周、召、毕均是彰显其家族的氏名，与殷遗民使用族徽形成鲜明对比。西周前期武王至穆王时代，金文中姬姓和异姓家族氏名、各地诸侯氏名都大量出现。这是见诸西周金文的显著特点，殷商金文则迄今未见诸侯作器铸铭的明确例证。

　　周历月相是指每月的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时段，和字的尊称一样，最晚在穆王时代也较广泛地出现在金文中了。这既反映当时周历正朔统一推行至王朝疆域各地，也说明掌握文字的殷人史官集团学习周人名字、月相等文化再运用到文书撰写之中，有一个逐渐适应和创新的过程。西周建立以后，其姓氏、排行等文化因素与殷系金文相结合，同时剔除掉已废止的周祭、寝官、戍官等殷制，是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武王克商以后，青铜礼器铭文出现了字数拉长、内容丰富的特点，形成“周系”金文。与简单记述君王蔑历赐贝、为祖先作宝尊彝的殷系金文不同，周人重臣、大族制作铜器铭铸金文时，非常重视周王和君主的诰命与赐民赐土的详情，会转录到礼器铭文中，这就使周系金文字数一下增多了。成王时的何尊有铭文12行122字，其中“王诰宗小子”的话，就占据7行多70余字，王诰内容是历数文王受天命，武王克商后告天“宅兹中国”治理人民，同宗贵族的先父辅助文武，有功于天，众贵族也要助王顺从天意，实施德治。如果去掉这段诰命，何尊铭文就成了简单的“王赐何贝，作宝尊彝”的简单殷系金文了。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有290余字，其中260余字都是康王的诰命，足抵一篇《尚书》。《尚书》周书中的《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实际上也与这些周系金文互为表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系金文到了周共王时代逐渐发展为成熟册命金文。册命金文虽然也是殷人出身的史官所作，但其内容格式及其反映的政治观念已与殷系金文大相径庭了。周系金文强调天命，即周天子、诸侯、群臣统治天下四方万邦的权利为天命授予，其职责可概括为“德”，需要敬畏以待，各司其职。在具体治民的实施层面，周王则任命同姓家族、异姓姻亲担任公和三有司等王朝重臣和外服诸侯，并通过联姻来团结边域的邦伯和邦君，从而实现“柔远能迩”“家国天下”的大一统政治格局。这也是各地发现的西周礼器铭文内容趋同的内在原因。周系金文还有一种记叙和总结历代周王功勋与家族祖先事迹的特殊格式，见于284字的史墙盘铭文与372字的逨盘铭文，涉及康王治理“亿疆”、昭王南征、穆王讨征四方等西周史的重大阶段。

　　从金文史料来看，西周社会重视宗法等级秩序，强调君臣地位与职责都是皇天上帝授予，在位者应敬畏天命，勤于政事，夙夜不懈，重视祖先功勋，在行政上也已建立完善有效的体系，并继续任用殷人史官进一步发展文书、记史、礼仪制度，为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以及儒家等诸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