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潘旭澜先生于2006年辞世，到今年，整整20年了。

　　20年间，多次在梦里见到潘老师。潘老师饱经忧患，日常的表情是严肃的。但脸上也常常有笑容。不过，那大抵是苦笑。也有开怀大笑的时候，那是笑出声来的。

　　在梦境里见到潘老师，大都是在他的书房里。我从1986年9月到1992年7月，6年间在复旦大学，从硕士到博士，是潘老师的学生。这期间，潘老师有过两个书房。我刚到复旦时，潘老师一家四口住在国权路上的复旦大学第四教师宿舍。那是6层的楼房，潘老师住在第四层，有3个房间，两间稍大一点，另一间就很小了。没有什么客厅。一家人住得很局促。是水泥地。20年间，我梦到潘老师时，好几次脚下都是水泥地。有一次，我填好了一份表格，送去给潘老师看。潘老师看了一眼，说：“‘博’字不是这样写的。”原来，我把“博”字习惯性地写成了竖心旁。我当时颇有些羞愧，低头看着地面，想找条缝钻进去。地面是水泥的，没有缝，钻不了。这是真实有过的事，后来曾在梦境里重演。还有一次，梦到与潘老师在书房相对而坐，听他讲说着什么。水泥地面上摊放着许多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料。这也是我刚到复旦不久的情景的重现。那时候，《新中国文学辞典》的编纂工程刚刚启动。这部辞典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朱建华先生。朱先生还专程到潘老师家中商谈相关事宜。那时候，潘老师喝酒还相当节制，几乎是不喝。而朱先生嗜酒如命。当时没有电话，潘老师便让女儿向黎跑到学生宿舍向我传达指令，到家中来陪朱先生喝酒。一瓶五粮液，我和朱先生分喝了。

　　应该是我快离开复旦时，潘老师的住房条件有了一次改善，从国权路的第四教师宿舍，搬到了国泰路上的第十二宿舍。这回，是新盖的房子，住在一楼，算是三室一厅。厅也比较大。我毕业后每次去上海，都是在这套房子的书房里，与潘老师聊天。在梦里，便也多次与潘老师在这个书房相见。一次，梦里与潘老师相对而坐，潘老师苦笑着。地面是地板，地板上摊放着许多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资料，不少资料里都夹着纸条。有的夹得多些，有的夹得少些。这时候，潘老师正在写谈论中国近代史上某个事件的系列文章。

　　也有时，梦里的潘老师是在酒桌上。不知从何时开始，潘老师喝酒不怎么节制了。潘老师喜欢看球赛。晚上，常常是边看着电视，边喝着酒，黄酒或啤酒。这两种酒，总是成箱地买。也因此，我有时梦见他在酒桌上，手捏酒杯，脸酡红着，在说着什么，或者，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苦笑着。

　　20年间，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事情，是潘老师说过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判断，我当时并不理解，甚至并不认可，而在这20年间，却得到了验证。大而言之，对一些国内国际事情的预言；小而言之，对一些作家前途的看法，对一些文学走向的研判，都被时间证明，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合理性。毕竟，20年的时间，可以验证许多东西。

　　晚年时，潘老师几番对我说，在别人看来，他应该是生活得很好了，但其实，却是日坐愁城。我当时想，其实您或许是太过操心了，常常在为一些并不相干的事情发愁。

　　潘老师离开人间20年了，对于我，却是“而今宛尔音容在，犹是当年问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