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到我的经历，父亲是历史学家，我也因缘际会学了历史，自己最怕提及的是“家学渊源”，担心因为我而影响了先父邓广铭的“名声”。
我家中姐妹三人。我出生时父母都已年逾四旬，起名为“小南”，懂事后我猜想父母可能强烈地希望要个“小男”孩儿，因而很怕自己会愧对他们。印象极深的是，我还童稚未脱时，母亲窦珍茹就叮嘱我说，“女孩子将来要有自己的事业”。当时懵懂，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为了让我父亲能够求学，母亲放弃了已有的深造机会。
我从小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5岁那年就从位于北京西直门附近的全托幼儿园“跑”回东厂胡同的家，害得全园老师在凛冽寒风中四处找寻。上小学时，父母精力都在工作上，在科学院图书馆上班的母亲有时会带我到阅览室，由着我去翻看各类小说、刊物。我喜欢和小朋友一起在胡同中、院落里玩耍，摘榆钱、采桑叶，给他们讲《林海雪原》《苦菜花》中读来的故事，也时不时插入自己想象的内容。
用当下的话说，我是在“放养”中长大的，既“放”又“养”。经常想起小学中学的老师，他们的严厉、慈祥，像一种温情的浸润。初入学校，我不止一次因为上课说话而被罚站，但老师遇到我母亲，却只是说我在班里读书最多，主意也多。我们这一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三年级时小腿浮肿，一按有“坑”。学校想方设法找来豆浆，课间每人都有一杯，记得回家告诉妈妈时，她脸上那欣慰的表情。五年级从王府大街小学转入北大附小，六年级因病休学半年，在老师们帮助下如期完成了学业。上初中遇到困惑，班主任勉励说：“你已经15岁，应该独立了，要能自己面对生活。”1977年我从边疆回校看望老师，10年过去，多位老师不仅一见面就认出我来，而且还动员我这个初中生回母校北大附中任教。
1968年我和数十位同学来到北大荒853农场雁窝岛，简单的行囊中没有任何课本，只带了《毛主席语录》《鲁迅杂文选》和《新华字典》。10个年头中，种田、收割、扬场、入囤，下河割草，上山伐木，艰辛中与老铁兵（转业铁道兵）、老职工、老知青和他们的孩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曾两次被推荐做工农兵学员，终因家庭出身而未被批准。老职工得知后，拉着我说：“不走更好，我们还舍不得！”离开农场之前，他们特意去荒原上猎了野鸡，包了饺子，围坐桌旁，说：“小邓多吃点，回到北京都是小盘小碗，吃不饱！”
后来，先父被平反，我回到北京，在172中（今人大附中）代课。1977年高考恢复，自己没有底气，父亲也说：“如果初中生就能考上大学，那还叫大学吗？”发榜后，看到我在农场小学教过的学生考入了重点大学，决心次年试试。1978年春季学期我正教初三“社会发展史”，有位同事报考大学请假复习，看到面临升学的孩子们正在紧张时期，心想不能耽误了他们，于是接下了14个班中8个班的教学工作，所幸当年该年级的这门课中考成绩在海淀区名列首位。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先备课后复习，夏日室内闷热，就借夜深人静之时敞开大门，站在楼道中寻风乘凉。由于没有学过高中数理化，初中的内容也大多淡忘了，于是我决定报考文科，填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中文系语言专业，最终被历史学系录取。
二
进入北大，深感“科学的春天”来之不易，很希望能够“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系里十分重视77、78级，邀请校内外名师讲授各门课程。同学或经验丰富或阅历单纯，有的谦逊中渗透出才子禀赋，有的青涩本真而好学颖悟，个个心气很高。我们的学业都经多位老师指点。进入二年级，本科生被允许和研究生一起选修《敦煌学研究》，在先生们的悉心指导下，读敦煌卷子，读《资治通鉴》、两《唐书》，读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前辈著述。面对着残缺的文书、陌生的词汇，层层次次追索展开，感觉莫名的新鲜与激动，开始体味到“研究”两字的分量。学习中我觉察到时代间的内在延续与更革变迁，思考的重点逐渐从唐到宋；也觉察到宋史学界在对于材料的敏感、议题的致密及分析的深度诸方面尚有不足。
研究生期间与两位同学共同在先父指导下学习宋史。先父那一代学者，指导学生是从大局着眼，点拨为主。他的具体干预不多，影响却是切近而深刻的。他早年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年代学、目录学、职官制度和历史地理，在教与学的实践中有着明显的指导作用。他的学生像漆侠、陈智超、王曾瑜、李裕民等，都是宋史学界的杰出学者。我们这批学生曾辍过学，基础薄弱，他赠予每人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要求通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他对学生的严格是出名的，整理史籍要手抄原文，他不仅检查读书进展，还指点学习逻辑、修辞，对于论证中的疑点从不放任。
当时史籍很少有标点本，图书馆允许借阅线装书，能抱着蓝色函套中的大部头回宿舍，感觉心满意足。论文写作期间，桌上、床上、地上，处处是铺展开的材料、卡片、方格稿纸；纸面的天头地脚、横竖行间，反复修订的文字几乎要叠压起来。同学们关注的议题并不相同，但无论何时碰到一起，都能“疑义相与析”。
三
1985年研究生毕业，我有幸留在北京大学任教，至今整整40年。70年代我曾在北大荒的土坯茅草房中教过小学，回京后做过中学的代课教师，80年代又登上北京大学的讲台，强烈的对比下，不变的是作为教师的天职。少年、青年时代，是学生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不能辜负这些纯真的心灵、澄澈的目光。
师生关系，说到底是心和心的交往。早年村里的孩子顽皮惯了，有的“干仗”（打架）满脸是血，我心疼地边清洗边责备，帮他缝好扯破的衣裳；有的写字总是“半拉”的，但在东北的严寒中，发现我不会烧煤坯，他大清早跑来帮我劈柴点火。挤得满满的北大课堂里，常会有学生递上润喉糖，送来花束。我做86级本科班主任，学生们人在四方，心仍相连，毕业35年了，还常来问候看望。2016年底，我不慎在讲课时晕倒，醒来时，身下不知垫了谁的棉衣，颈上不知围了谁的长巾。除去闻讯而来的同事，有素不相识的进修生一直跟随救护车去了医院，有学生匆匆驾车而来，学生们自动轮班陪护直至我痊愈归家。
学生们记得在读期间一次次挤在狭小办公室中切磋讨论，他们说印象最深的是学术上的“标准”二字。有学生在论文后记中提到，读研读博6年间，“邓师与我往返的邮件共计1249封”。这数量让我惊讶，邮件中少不了琐碎的絮叨，但学生记得其中的叮嘱，将来他们面对自己的学生时，也不会苟且。修订毕业论文，对学生而言是“被动”训练的最后阶段；而我自己的感觉，则像是“临行密密缝”。
这些年时常收到学生们的邮件、微信，海外寄来的明信片、学生手绘的小画片、手制的小工艺品，甚至是学生女儿彩绘的布书包，件件令人感动。毕业的博士出了书，扉页上、后记中，不忘他们的邓老师……我常想自己是否对得住这份深情。
这些年带过的博士、硕士，有的在大学，有的教中学；有的在出版社，有的在博物馆；有的选调去支边，有的做了公务员。工作中有困惑有收获，聚在一起，又像回到了当年。听他们侃侃交谈，我已经搭不上话，只是讶异于他们的精干，欣喜于他们的真诚。
既然选择做老师，首要责任就是“教”和“育”。人文学科的巨大压力，短期内恐难改变。这不仅关系诸多学科，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将来的几十年中，能够撑起局面的，正是今日的年轻人。
四
人的一生，是由长路上的印痕联结起来的。1997年秋，先父在病床上对我说：“我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要端正学风。学术都是不断发展的，我的认识也在进步。这几十年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一是因为有大师指导；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三是因为我所交往、包括‘交战’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我90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我都是扎扎实实去做，也许有错误，自己也认错。”父亲的自选集编定时，我帮他做过一些鲁鱼亥豕的订正工作，书面世后，他在扉页上写了短短数字：“小南吾儿存念”。我总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存念”，而是郑重的托付。
我常想起晚间父亲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阅读线装书的情景，轻轻摩挲着书页，凝神专注。他们那一代人历经坎坷，这样的读书是难得的享受。但他们并不止步于此，念兹在兹的是要传承学脉，端正学风，是要“示来者以轨则”。父亲去世后，墓碑上刻着辛稼轩悼念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父辈和我们从事的历史学，对学者来说，不仅是一种事业，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素养和追求。历史学重在“反思”的思维方式，重在实事求是的精神，培养分析材料、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学关注“人”的生活状态、组织方式，带给我们深邃的人生体悟。我们学习历史，同时也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观察者。历史的丰厚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充实感的由来。有反思才激发活力，这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时代塑造我们，我们也参与塑造这个时代。
2016年，北大决定成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作为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促进国际交流的平台。我作为一个普通教师，意外被选中承担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这非常突然，十分犹豫。但我也想起当初先父与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诸先生创立中古史中心的周折；想起10年前自己被推选为宋史研究会会长时友人的勉励“应该担负的责任，总要去面对”；想起在我打算退缩时，身边“再坚持一下”的声音。我想，学校寄予我们的希望，就是带给学人以希望。这是我们的责任。于是我和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等在无数同道友人的支持下，合力组建了北大文研院。我们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鼓励沉潜涵泳，鼓励从容创新；希望“近者悦，远者来”，形成清新风气，达致一流标准。在趋向功利化的环境中，争取守护思想“净土”，形成学人共同体，凝聚多方精华，建设更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队伍。
目前，我正在整理多年的课程讲义。自己心心念念的是希望继《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之后，能再将近年有关中国古代信息渠道的想法形成新的文字。这个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后，受到国际学界重视，相信具备引领新的研究方向的潜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