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新兴技术的兴起，国家治理体系的布局随之调整，“党管媒体”从内到外都受到新形势的挑战。着力开展数据治理是数据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党管数据”成为必然趋势。从坚持“党管媒体”到“党管数据”，变的是数字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实际落地和现实议题，不变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的坚守。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应对新时代新课题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党管媒体 党管数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D261.5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新闻舆论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并形成了以“党管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管理模式。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各类数据呈爆发式增长，数据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为适应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认真总结“党管媒体”的宝贵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思考在数据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继承并弘扬“党管媒体”理念，把握从坚持“党管媒体”到“党管数据”的可行路径，可以为当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切实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百年传承：“党管媒体”的丰富内涵
历经百年光辉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管媒体”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践行准则。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报刊党性理论的奠基，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政治家办报”的探索，再到改革开放时期“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转变，以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坚守，“党管媒体”始终是贯穿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原则。“党管媒体”的百年历程为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理论导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党管媒体”新闻管理模式源于马克思主义报刊党性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论述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这些新闻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可以说，源发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从萌芽伊始就具有了鲜明的党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明确指出党创办的无产阶级报刊具有党性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政治家办报”，强调报刊宣传的党性。“党管媒体”由此从理论自觉上升到实践自觉阶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江泽民同志强调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胡锦涛同志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些重要论述确立了我国媒体坚定的党性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切实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有关党新闻舆论工作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布局，强调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不能变”，不断强化“党管媒体”原则的任务和作用，使之形成制度化体系，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历史回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原则的生成和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征程呈伴生关系，且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发展等条件联系紧密，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要寻求一条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因此新闻政策的制定目的是服务于革命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创办了一批政治性报刊，从宏观的办报方针、宣传政策到具体报道内容的撰写与校阅，这些报刊受到党的全方位领导，在革命斗争中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纲领，成为辅助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斗争历史任务的重要工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巩固初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媒体担负起宣传社会主义价值、弘扬社会主义精神的时代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党管媒体”的转型之路。首先，确立新闻媒体的公有制属性，整顿了新闻媒体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并存的局面，确立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体制。其次，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新闻媒体管理体系，实现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管理和高效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定使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新闻媒体被鼓励在坚守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新闻媒体有了多元和灵活发展的可能性。但不管经营理念和组织结构如何转变，仍然强调“党管媒体”的原则不能变。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不可动摇的根本准则。
现实逻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传媒领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入，文化冲突和传播格局不断变动，意识形态层面社会思潮频繁涌现、相互碰撞，舆论生态复杂混乱，社会共识难以凝聚，这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阻碍。而舆论引导能力不仅关乎党的执政能力，也关乎国家治理水平。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不仅能够疏导社会负面情绪、消除意识形态陷阱、弥合意见分歧、凝聚社会共识，而且能够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党管媒体”原则须在新闻事业中被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尤其是以党报党刊党台为主要依托的新型主流媒体。随着媒体融合步入攻坚区，新型主流媒体在当前舆论场域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承担着协调社会运转的黏合剂、疏导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引导主流舆论的举旗手等角色，影响力持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管媒体，尤其是管好新型主流媒体，能够放大舆论引导效果，创新当前新闻舆论工作引导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时代发展：“党管数据”是必然趋势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兴起，国家治理体系的布局随之调整，“党管媒体”从内到外都受到新形势的挑战。“党管媒体”为适应时代需求需要在继承和弘扬中不断创新发展，既要恪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以贯之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其基本原则和价值诉求，也要做好数据资源全局性规划和顶层设计，将这个新兴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
内部张力：媒体融合寻求“党管数据”变革。在国家战略部署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我国媒体融合已经进入深度融合的攻坚阶段。媒体行业内部多个方面的具体实践受媒体深度融合战略影响产生了质变。这就倒逼“党管媒体”基于媒体行业现状寻求一条转型之路。
一是媒体内容生产向内容产品转变，表现形式不断创新。为满足用户需求，增强用户黏度，各级融媒体中心积极探索，致力于推出表现形式生动、覆盖内容全面的融媒体产品，形式包括可视化新闻、短视频、直播、H5新闻产品等，不同融媒体表达形式契合不同分发平台特点，提升用户体验。二是媒体组织结构调整向扁平集约化发展。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用户对信息的在场化需求增加，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需要尽可能地减少中间组织层级，减少信息在层级流动间造成的损耗，由此减少信息传递时间，提高行政决策效率。如今许多融媒体中心从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的学习型组织结构转型，精简中层管理，赋予团队成员更多自主权，使信息在团队间的流动更高效。三是媒体技术迭代升级，驱动媒体行业变革。媒介技术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叠加共同作用以推进媒体融合的进程。技术的发展催生出新的媒体形态，驱动媒体行业向移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趋势发展。四是媒体跨界融合趋势不断强化，推进资源聚合价值共生。智媒技术的介入催生了媒体跨界融合的不同模式。首先是媒体跨平台整合，实现了媒体内容优势与平台资源优势的有机整合。其次是媒体跨地域合作，以泛地域发展联盟的形式聚合优质资源。最后是媒体跨产业融合，“媒体＋”模式的广泛应用激发了媒体产业要素价值，使其跨越自身产业属性推进价值共生。
外部压力：复杂舆论环境急需“党管数据”管控。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多元竞争格局形成。舆论环境与意识形态联系紧密并相互作用，当前国内外舆论场的撕裂影响意识形态安全，而意识形态安全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巩固政党政权具有重要意义。这对“党管媒体”原则的落地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国际舆论环境变化挑战国家信息主权。从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在话语权上占据主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演变，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西方国家竭力抢夺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权，试图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定型化效应。这对我国信息主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因此，如何在国际舆论场域中增强信息实力，构建高效传播架构，在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中获得话语权，是“党管媒体”面临的外部挑战。二是国内舆论环境变化挑战意识形态安全。随着媒体融合发展步入攻坚阶段，技术赋能下的媒介形态日趋复杂，媒体边界逐渐消融，引发互联网舆论场的嬗变。互联网用户尤其是青年群体成为网络空间社交、发声的主力军。相较于党对传统媒体的“管”，新媒体的特性使其成为随意发声的网络舆论场，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裹挟整合加工过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试图搅乱网络空间舆论场、冲击我国网络用户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意识形态领域、瓦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而主流意识形态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就是夯实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巩固党的领导权，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发展。
技术驱动：数据的机遇与隐忧。在这个万物皆可量化的智数时代，数据在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海量数据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严重损害个人权益，阻碍数据行业发展，威胁国家数据主权进而影响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面对这个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党管数据”可以说是数据治理的必由之路。
一是数据的发展新定位。数据是重要的执政资源，从“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大数据纳入国家创新战略层面，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党和国家持续高度重视对大数据的开发利用。2021年，我国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从顶层设计高度为数据发展保驾护航，为数据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二是数据的现存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阶段，数字化进程加快。但数据之下的种种隐患也日益凸显。首先，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个体用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用户信息成为商品被批量兜售以获取非法利益。其次，政企间“信息孤岛”问题普遍存在。由于数据采集融合技术的不完善和数据开放共享顶层设计的缺失，政府部门间、数据企业间、政企间数据共享久推难通，数据处理难度增加，信息采集成本提高，重复采集造成资源浪费。最后，数据跨境流动使国家数据主权面临威胁。在全球化格局重组的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造成数据主权博弈泛化，而数据跨境流动话语权的大小与网络发展水平、数据收集能力紧密相关。数字强国在单边主义思维的影响下走向数据霸权，使跨境流通数据停滞。而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若承载的重要信息如军事、交通、电力领域等不被严格监控，就会引发诸多安全风险和权力争端，危害国家安全。
“党管数据”的实现路径
“党管数据”不是管控一切数据，而是从一个全面、系统、整体的角度把握数据行业的发展态势，其核心是促进数据行业正向发展，以实现数据行业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助力社会民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管规则：重视数据规范，探索数据要素标准化建设。第一，通过立法构建数据产权确立规则，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制度约束力的数据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归属。在数据产权制度确立之后，建立数据资产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为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完善个人信息授权制度。当前企业平台等信息采集者通常采用迂回隐蔽的方式为用户设置陷阱，用户往往难以从冗长繁杂的用户授权同意信息中甄别出不利信息，“被迫”同意信息采集者的不当要求。因此，互联网企业平台需要采用明确告知用户相关信息采集的方式保护用户隐私权和知情权。当然，这也并非一刀切的信息采集限制，对于经过脱敏处理的用户个人数据，互联网企业应当被鼓励对这部分数据挖掘使用或开放共享。例如，推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的确立和维护，成立大数据确权平台，构建大数据运营生态，在数据确权、数据接入等方面做出深度探索。
管开放：搭建数据开放平台，破除数据壁垒。2020年，党和国家明确提出鼓励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党管数据”通过搭建数据公共开放平台，破除政务数据壁垒，打破资本数据垄断，践行数据开放共享的准则。首先，根据城市发展定位，从顶层设计上构建权责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政府部门转型为平台的管理者和赋能者。其次，加强整体规划，统筹协调各行政级别、各部门、各主体间的协调配合。再次，提升开放数据质量，简化数据获取机制，并提供分析方法和可视化数据成果。最后，明确数据技术和法律开放边界，促进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资源整合，使政府公共数据和企业非公共数据有机整合，有效促进科学管理决策。例如，积极推动建立城市大数据中心，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推进政务公开、优化营商环境、智慧城市的建设做出全新尝试。
管安全：政企合力，完善数据保障体系。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和企业合力推进。对于政府来说，保障数据安全首先需要搭建数据敏感度审查机制，对数据进行筛选分类并对敏感信息发出预警。其次加强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数据安全意识培训工作。最后建立对互联网企业的风险评估机制，及时洞察企业数据流向，避免掌握关键信息的企业数据泄露，危害国家信息安全。对于企业来说，需要明确自身在数据安全方面担负的责任，制定适用于企业内部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实行后，应定期审查，进行风险评估，以确保该管理制度的效用。
管人才：培养优秀数据人才，促进数据技术变革。一方面，党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对数据人才培养过程的管理。首先，相关部门可以聚合科研、企业、媒体三方之力，创建大数据应用的相关学科，制定符合实际情形的学科发展方案，对数据人才进行专业化、多元化的学科交叉培养。其次，可以成立一批大数据教育培训基地，打造大数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技术人员数据获取、分析和运用能力和数据素养、数据伦理和数据敏感度的修养，为“党管数据”的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建立政企数据人才互派交流机制。政府可牵头成立数据研究领域专家委员会，在企业规划决策方面有需求时提供智力支持。企业则可向政府输送精通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精英人才，提供数据处理、平台运维等专业技术方面的支持。
当前，中国的数据行业发展处于创新转型新阶段，技术驱动下的我国新闻事业面临新业态格局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着力开展数据治理是数据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新课题。从“党管媒体”到“党管数据”，变的是数字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实际落地和现实议题，不变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的坚守。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与弘扬，也是对新时代新课题的回答。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选编（1938-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③黄楚新：《开启“十四五”媒体融合发展新征程》，《人民论坛》，2020年第36期。
④黄楚新：《全面转型与深度融合：2020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代传播》，2021年第8期。
⑤魏远山：《我国数据权演进历程回顾与趋势展望》，《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