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呈现出网民年龄上更具成熟理性、网民城乡数字鸿沟逐渐缩小、互联网应用新业态高速增长的结构性趋势特征。在中国国际传播行动者网络中，网民群体与其他传播主体相比具有独特优势，在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要在战略上把中国网民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舆论话语权优势，通过提高网民国际传播素养、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传播网络、建设网络公共外交战线等引导策略，充分发挥中国网民群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网民 国际传播 舆论战 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更加复杂敏感。在国际传播领域中，个别西方国家通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技术组装的“计算宣传”，在网络空间大量释放虚假新闻，操纵国际舆论走势，严重干扰了国际传播秩序。在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度媒介化的今天，个人、本地、国家和全球的实体以一种新方式被连接起来。面对涉华事件或全球事件，中国网民群体作为本地个体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不仅切实维护了国家利益、国家形象，而且对维护公平正义、安全有序的全球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网民群体的结构性特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网民群体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网络媒体时代，网民是少数的、离散的、被动的，缺乏主动性，是信息的“接收者”；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是大量的、群聚的、主动的，是信息的“产消者”；智能媒体时代，网民是大规模的、个性化的、沉浸的，是信息的“助推者”。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8.5个小时。随着中国网络供给能力持续上升、互联网持续释放普惠效应和加快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中国网民数量仍有持续增长的空间。当前，中国网民群体显示出以下几方面的结构性特征：
网民年龄结构显示出更具成熟理性的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在年龄结构方面，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7.3%、19.9% 、18.4%、15.3%，均高于10岁以下、10-19岁年龄段群体的4.3%、13.3%；60岁及以上的网民也达到了11.5%，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对比5年前的数据，中国网民10-19岁的群体占比达到20.2%，50岁以上网民仅占9.4%。年龄结构的显著变化显示了中国网民群体转向更为成熟理性的总体趋势。我们看到，30-50岁网民群体成为网络意见表达的主要群体。“70后”“80后”正在成为网络舆论场中的中坚力量，“90后”“00后”也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活跃的态势。但同时，还有部分青少年、未成年网民，相对来说心智不成熟、经历尚浅、处于叛逆期，在涉及公共事件表达时容易缺乏理性判断和情绪化。
网民城乡结构显示出数字鸿沟逐渐缩小的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84亿，占网民整体的27.6%，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城镇网民规模为7.48亿，占网民整体的72.4%，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1.3%；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 2020 年 12 月缩小 0.2 个百分点，较 2016 年 12 月缩小21.5个百分点。网民城乡结构的数据表明，城乡数字鸿沟正在快速填补。随着数字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互联网美好生活，这对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智慧绿色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82 亿。从地区来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4.9%。非网民群体无法接入网络，他们在出行、消费、就医、办事等日常生活中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这些非网民群体大多是农民、老人、残障人等弱势群体，由于缺乏上网条件或能力，他们的利益诉求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表达、呈现和解决。
互联网应用结构显示出新业态高速增长的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在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在线医疗、在线办公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增长率分别为 38.7%、35.7%；网上外卖、网约车的用户规模增长率分别为 29.9%、23.9%；在线旅行预订、互联网理财、网络直播、网络音乐等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率也均在10% 以上。这些新兴的、网上生活服务和娱乐方面的功能应用实现大幅度增长，显然是受到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影响。互联网应用排行榜的前几位虽然增长率都在10%以内，但网民数量规模巨大、使用率很高，仍占据互联网应用的主流，如即时通信的网民规模第一（10.07亿），网民使用率97.5%；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的网民规模第二（9.75亿），网民使用率94.5%；短视频的网民规模第三（9.34亿），网民使用率为90.5%；搜索引擎的网民规模第六（8.29亿），网民使用率为80.3%；网络新闻的网民规模第七（7.71亿），网民使用率为74.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网民积极参与网络信息的沟通、生产和传播，同时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各种便捷的线上生活服务和娱乐方式。
中国网民群体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
中国国际传播是多元主体多维互动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国网民群体是中国国际传播、对外宣传的一支强大生力军，对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以及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网民在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方面扮演着独具一格的角色。
中华文化、中国形象的讲述者。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工程就是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与官方话语、专家话语、主流媒体话语等话语形态相比，民间公众话语更具个性化、多元性、亲和力和感染力，更可能达到某种情感共振的效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与国际社群建立了个人联系，并通过各种语言与他们保持交流沟通。庞大的中国网民群体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具有广泛的海外人际关系网络，每个网民的跨国行动会影响自己的海内外人际圈，同时海外人际圈特别是华侨华人圈也为国内网民提供支持和组织动员，由此海内外两个人际传播网络相互紧密镶嵌起来，从而在更广更深层次上提高了中国好故事、好形象传播的可见度、声量和效能。
跨国行动的基本形式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众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是相互学习的过程。人类学家有时用文化翻译这一概念来命名这些互相学习的过程，文化翻译强调了约束中的能动力，因为翻译者是受限制的、艺术性的创新者。这一过程充满了张力：一些元素被复制，一些因地制宜地得到了改进，或与其他地方形式杂糅在一起，还有一些受到争议或被摒弃。与政府、企业投入巨大的外宣、公关活动相比，网民自发生产、传播的网络产品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文化翻译的成本，无疑是更经济、更便捷的文化传播载体。
中国主权、中国利益的捍卫者。中国网民通过网络抗争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正当利益。网络抗争有强弱之分，每天发生在网上的有关社会与政治的讨论与辩论，是较弱的抗争性活动；此外，还有建立动员网站、网络签名请愿、直接的口头抗议和诸如虚拟静坐与黑客攻击等直接行动。网络抗争的影像、故事、符号、修辞、话语和仪式，能够特别有效地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当今世界，一些美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通过强化西方价值观和制造虚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大肆抹黑中国。对此，中国网民群体作出了有力反击。中国网民自发形成的网络民意，已经汇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文称：“在全球娱乐行业和世界政治中，他们（中国粉丝）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去主导全球对中国的舆论”。今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在“远离好莱坞电影、美国文化和美国品牌，对美式价值观已不再有太大兴趣，并且日益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骄傲自豪”。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中国网民自发开展国际舆论斗争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次次国际舆论斗争事件，推动了我国民间国际话语权意识的觉醒。每当有抹黑中国或损害中国正当发展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中国网民就会自发组织动员起网络抗争行动。他们以事实真相戳穿各种谎言与伪证，彰显了中国人的自信、自立、自强，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底气、骨气。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说的，“中国网民对自己国家的荣誉和尊严看得非常重”“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肆无忌惮、无理指责自己的祖国”。
中国主张、中国方案的宣介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是一个多样的、复杂的、动态的、碎片化的、不稳定的、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场域，注重互动过程的治理运行依赖于多元主体、不同作用场所、多个空间尺度以及多元过程的综合作用。国家和公民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和空间进入全球舞台，并在其中表达权利和利益诉求。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为全球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和抵抗（如反对某项政策或行动等）提供了新渠道和新空间。
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日益复杂敏感。一些美西方国家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打着“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旗号，“树立假想敌”，背后支持或直接开展破坏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活动。而中国始终站在国际公平正义、人类进步的一边，致力于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践行平等尊重，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气候、生态、数字等领域的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网民在宣介中国主张、反对霸权主义、推进公平正义国际新秩序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面对美西方国家的疯狂舆论战，一批中国网友委托《环球时报》发起了要求世卫组织就新冠病毒溯源和实验室安全性问题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联署活动，“打响了彻查美国的第一枪”。该联署活动得到大量国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中国网民在国际传播中的引导策略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我们要在战略上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舆论话语权优势。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国际传播工作是一场争夺民心、抵御破坏、维护秩序、捍卫主权的正义之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网民群体应有的历史使命。从国际传播视角看，我们需要通过多种引导策略来发挥好中国网民群体的强大力量，提升中国网民群体的整体质量。
提高网民国际传播素养。中国网民群体是个复杂而松散的集合体，“自干五”“五毛党”“小粉红”“键盘侠”“带路党”“杠精”“无脑黑”“自由派”“公知”“美分”等形形色色的标签，将网民群体划分为星罗棋布的圈群。网民素质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就国际传播来看，应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在国际关系上，应了解世界地缘政治、全球公共治理的基本格局，了解中国在国际事务、全球治理中的基本主张和核心话语，以便能与国家形成统一的对外话语体系；二是在对抗能力上，能够识别部分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舆论话术、议题设置套路，以睿智理性、开放自信、幽默有趣的基调，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有理、有力、有节地回应外部势力的舆论攻击；三是在传播能力上，能够把握目标国的语言表达和文化消费习惯，有针对性地使用目标国的语言，通过短视频、图像、纪录片、数据可视化等融媒体形式讲述故事、揭示真相；四是在免疫能力上，对美西方制造的各种虚假信息及其在中国舆论场的“代理人”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是非辨别力，认识到这些“代理人”旨在破坏舆论生态、撕裂网民共识、消解社会信任、激化社会矛盾；五是在自组织能力上，能够进行自发自觉自愿地社会组织动员，产生协同一致的大规模行动者网络。
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传播网络。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是讲述故事的大舞台和进行舆论斗争的竞技场。利用好社交媒体传播网络，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借船出海”。“社交网络平台为中国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里创造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要充分发挥中国网民的人力优势，把14亿多中国人的声音传播到全球。二是“造船出海”。当前海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都在美西方国家手里。这些社交媒体上存在大量虚假的、抹黑中国的信息，而涉及中国的正能量信息、辟谣信息，则面临着被过滤、删帖、封号等风险。因此，我们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一步就是要壮大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鼓励它们走出去。中国目前比较有影响的海外社交平台只有TikTok，需要打造更多国际化社交平台，让中国网民在自己的国际社交媒体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三是“修船出海”。美西方国家对华舆论战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收买代理人、资助含有政治目的的科研项目、建立谋求特定政治目的的机构、扶植操纵网络民意的水军等。对此，要加强对境内社交媒体平台监测治理，及时清理各类境外对华舆论心理战的窝点和信息集散地。
建设网络公共外交战线。当代公共外交的重要转向是重视网络公共外交。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媒体则是当代公共外交的必争之地。做好国际传播和舆论斗争，既要重视自上而下的官方舆论组织策划，也要建设好网络公共外交战线，发挥民间舆论自发自觉自愿的作用。一是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国际传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网民队伍，请普通网民做新闻发言人，通过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的场景，讲述好中国故事。要加强国家网络安全的国民教育，讲授国际舆论斗争的规律与方法，筑牢一道防御国外网络心战的民防战线。二是培养网民意见领袖。所谓“兵不在多，贵在精”。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具有知识层次高、流动性强、思维活跃、影响面广等特点，在维护网络安全、影响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交媒体平台，要建立有公信力的名人自媒体，要保护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普通网民、网民意见领袖或网络文明志愿者，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生态。三是加大网络公共外交投入。利用互联网推广国家形象，输出价值观念，是美国政府长期经营的一项公共外交事业。美国鼓励媒体、学界、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培训机构、学生、旅游者及其它公民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共外交”。未来，中国在坚持以政府外交为主的基础上，可以多头并举，发挥人民外交、“二轨”外交的优势，开展更灵活机动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而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9ZDA33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Stig Hjarvard.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Nordicom
Review 2008,29(2).
②[英]斯蒂芬·奥斯本主编、包国宪等译：《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观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③杨国斌著、邓燕华译：《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④罗昕：《计算宣传：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舆论新形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5期。
⑤李希光：《全球社交网络的新闻生态与国际舆论引导》，《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5期。
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