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面临的这些困境

    核心提示： 一直以来，美国社会的排华因素和种族因素，造成人们对华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华裔在政治上少有发声、在职场上遭遇“竹子天花板”。而此次疫情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放大了对华人的偏见，使海外华人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是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排华浪潮。这种歧视背后反映出的是价值认同、国际关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摘要】一直以来，美国社会的排华因素和种族因素，造成人们对华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华裔在政治上少有发声、在职场上遭遇“竹子天花板”。而此次疫情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放大了对华人的偏见，使海外华人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是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是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排华浪潮。这种歧视背后反映出的是价值认同、国际关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排华主义 种族歧视 族裔认同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美国社会的排华因素和种族因素，造成人们对华裔的刻板印象，使得不少华裔在政治上少有发声、在职场上遭遇“竹子天花板”

    自1848年加州“淘金热”后广东华工前往美国算起，华人移民美国已有170年的历史。在这170年中，用夹缝中生存来形容华裔的境地，是比较贴切的，刻画出华裔的无奈和心酸。相比在《排华法案》下的华裔，当下美国的华人社会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夹缝中前行依旧是主旋律。

    长期以来，华裔在政治上少有发声。在美国，人们奉行的原则是：权利是自己争取来的。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禁止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明文排斥单一种族移民的歧视性法律，一直延续到1943年才被撤销。2011年，华裔迎来了迟到的道歉，美国参议院以全票通过一项法案，为1882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其他歧视华人的法律向华人表达歉意。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向日裔、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就种族歧视行为道歉并给予赔偿。对华裔道歉之所以迟缓，除了美国总体上对排华带来的伤害缺少反省外，一些华人本身也缺少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努力的诉求——即便经济地位改善了，他们对政治依旧不关心。

    近年来的李文和案、梁彼得案对华裔触动较大，让华人感受到了沉默是没有出路的。李文和是来自中国台湾的科学家，在美国工作多年，被认为是帮助中国“窃取”核弹头资料的“间谍”；梁彼得是纽约华裔警察，因意外枪击案而面临判刑。两个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种族因素主导了案件的调查。让华裔寒心的是，没有人站出来为华裔发声。两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分别是，李文和案达成了和解、梁彼得得到了缓刑，但这都是华裔经过自身抗争得来的。梁彼得案判决前，华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从纽约到华盛顿，遍布北美很多城市，参加的民众呼吁司法公正、反对种族歧视，游行示威规模之大创下了纪录。

    相较于过去，华裔参政热情有所提高，投票率和民选官员人数都有所增加，政坛上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面孔，但华裔整体上还是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一些华裔官员甚至不敢为同胞发声。

    职场上的“竹子天花板”。2019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妮弗·李对亚裔中的华裔、韩国裔、印度裔、菲律宾裔和越南裔五个族裔群体（其人口占到美国亚裔人口的83%）的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作了研究。她发现这五个族裔群体的受教育程度都高于白人。在拥有学士学位方面，华裔的人数是白人的6倍，印度裔的人数是白人的8倍，最差的菲律宾裔的人数也是白人的2倍。但教育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就业优势，相比于白人，亚裔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数少之又少。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中，亚裔高管的比例很低，其中华裔的比例就更低了，远不及印度裔。她归结的原因是，存在着类似于“玻璃天花板”的“竹子天花板”这样的隐形障碍，阻挡了亚裔在职场上的升迁。

    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职场的“玻璃天花板”，也就是性别歧视，很少注意其中的种族因素。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数据，亚裔收入高于白人，其中亚裔男性时薪24美元，白人男性时薪21美元，亚裔女性时薪也比白人女性时薪多1美元。说起华裔在职场上的遭遇，很多人会认为，大多数的华裔英语不好、沟通困难、不善交际、埋头技术、缺乏领导潜力。此外，文化差异也起了一定作用，中国传统的内敛、低调等因素深深影响了华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显得过分谦卑。这一切似乎不是种族歧视造成的，而实际上，这种对华人的认识也是刻板印象（对某人／某类人产生的比较固定、类化的看法），而且不再停留在认知层面，已经具体转化为一种行为，即为华裔升迁设置障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基于种族的歧视了。

    詹妮弗·李在研究中提醒人们注意，白人固有的优势即人脉因素，确保了白人在职场中如鱼得水，这是亚裔尤其是初来乍到的亚裔移民所不具备的，这应该是“竹子天花板”背后的原因。

    “模范少数族裔”与永远的外国人。“模范少数族裔”的观点源于20世纪60年代。1966年1月，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威廉姆·彼得森撰文，表面上盛赞日裔，认为他们崛起于逆境，按照公民的标准，日裔甚至好于土生白人。同年12月，他在另一篇文章《一个少数族裔在美国的成功》中赞扬了30万华裔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进步。一时间，在美国主流媒体中，以华裔、日裔为代表的亚裔成为勤奋、聪明、成功的代名词，华裔从昔日的苦力逆袭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然而，这完全是媒体制造的“神话”，是另一种刻板印象。为什么说“模范少数族裔”依旧是刻板印象，是负面形象？主要是因为主流媒体用鲜亮的词藻掩盖了事实，忽略了华裔受压迫和歧视的一面，而且把华裔的成功归结为同化的作用，即华裔因接受了白人文化才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其实质仍是白人至上主义。此外，吹捧华裔为“模范少数族裔”，也意味着确立了华裔永远是外国人的形象，把华裔放到了其他少数族裔以及主流社会的对立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华裔确实是暂居者，生要衣锦还乡，死要叶落归根。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华裔已经落地生根，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然而，在美国大众眼里，华裔忠于中国甚于美国。21世纪初，美国华裔组织“百人会”有过两次如何看待华裔的民意调查，结果是：2008年依旧有34%的受访者认为，华裔忠于中国甚于美国，2001年的相应数字是87%。最近特朗普的一则竞选广告，就暗示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是“中国官员”，但其实骆家辉的祖父一百多年前就从广东移民美国，到了骆家辉这一代已经是三代美国人了。

    西方社会近年来盛行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叠加，成为“黄祸论”的各种外衣和载体

    “黄祸论”盛行于19世纪末，沉寂了许久，最近又甚嚣尘上。近代“黄祸论”的核心内容是宣扬黄种人对于白种人的威胁，如污蔑华工把瘟疫带到了北美，成为美国一系列排华暴行的理论基础。近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右翼政客的不断鼓噪，“黄祸论”话题沉渣泛起，华人成为新冠病毒的代名词。这一轮污名化不限于美国，几乎遍及西方世界。身处社会边缘的华人，被诬蔑为新冠病毒风暴的中心。英、法、德、澳等国家的公共场合、社交媒体均出现了歧视华人的言行，“病毒来源于中国”深入这些国家一般民众之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现象是西方社会近年来盛行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叠加的结果；这些思潮成为“黄祸论”的各种外衣和载体。

    在《种族主义的边界》一书中，法国学者达波洛尼亚提出种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整套歧视行为，源于通过生物特征或文化差别而建立起的“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藩篱。种族主义是全球性问题，长期存在且有多种形式，如美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吉姆·克劳法”，是以肤色为偏见而实施的种族隔离；美国当下的种族主义也有多重内容和实践，白人至上主义和排外主义是两个绕不开的核心内容。此外，从美国的历史看，其民粹主义也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它所代表的“人民”是有局限性的，即不包括以移民和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这些人是被排斥的“他者”）。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实际上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口号实际上是让美国“白人”再次伟大起来，是要倒退到白人至上的传统社会，体现了极端民族主义中的排外主义理念。在这些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反移民和排外浪潮。这种浪潮不仅出现在美国，而且遍及西方社会，给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困难。

    目前，美国华裔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移民障碍越来越多。特朗普上台执政后，除了在美墨边境筑墙、打击非法移民、颁布“禁穆令”、减少难民接纳人数外，还开始收紧合法移民政策，影响最大的是“随时可能成为公共负担者”的移民将不能获得绿卡和美国国籍，即不鼓励合法移民享受公共援助，如医疗补助、食品券、住房券等。2020年2月24日，“公共负担”新政正式实施。如果一个人在3年内获得至少1项政府福利超过12个月以上，可能会被视为“公共负担”。这个新政影响有多大？根据相关研究，若按新政规定，2012年至2016年三分之二的已经获得绿卡的人没有达标，拿不到绿卡。未来在颁发绿卡时会更多考虑教育、财富、年龄等因素，而不只是考虑家庭团聚。此条移民新政对华人影响最大，因为华裔获得绿卡的最主要途径是家庭团聚。

    第二，“麦卡锡主义”阴魂不散。多位杰出华裔科学家被安上间谍罪，或遭停职或被逮捕，还有多个华裔商人被污蔑为商业间谍；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明示或暗示过，中国学生都是间谍，孔子学院是收集情报的机构；等等。2017年，“百人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随机抽取美国司法部1996—2015年以经济间谍罪起诉的136件案件，在涉及的187名被告中，华裔占比为52%，涉及中国机构的占比为34%，22%的华裔最后没有判刑，也就是说诬告毫无根据。近年来（2009—2015年），华裔涉案比例更高。美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将中国学生和学者视为一种新的“黄祸”，由此，新“黄祸”论和“麦卡锡主义”融为一体。

    歧视背后的文化认同、国际关系、经济利益

    20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人员流动频繁，出现了新一轮的移民潮。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有五百多万人走出国门，前往世界各地。移民潮促进了输入国的人才流动和经济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社会分裂凸显、政治危机突出、社会不平等加剧、族群矛盾严重，而移民则成为这一切负面问题的“背锅侠”。华人尤其是在美国的华人，最先成为“替罪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背后的原因值得进一步反思。

    一是文化认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依然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由于移民潮、族裔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倡，美国将会被分裂成为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按照亨廷顿的逻辑，要想成为美国人，就要接受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价值观，接受的途径就是同化。在他看来，同化的核心是“美国化”，这是截至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关键。而“如今移民的人不一样了，与同化相关的体制和过程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美国不一样了，在移民同化方面，美国过去的成就辉煌，如今却可能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亨廷顿在书中主要针对的是墨西哥人不可同化的问题，但实际上涵盖了1965年移民法改革以后赴美的所有移民（之前主要是欧洲裔白人，之后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有色人种为主，包括华裔）。当年的华工被称为“异教徒中国佬”，是不可同化的人群。现在华裔已经今非昔比，但由于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聚族而居、生活状态相对封闭，所以即便社会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是被主流族群视为外人。文化差异成为种族间难以填平的鸿沟，强调文化特征且难以逾越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值得警惕。

    二是国际关系。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摩擦和纷争不断。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且累及在美华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土生美国人把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归结为美国工作岗位流向中国以及移民的进入，于是把怨恨一股脑都撒向了勤劳上进的华裔，进而排斥和打击华裔移民的“中国威胁论”出现了：一方面是政客的鼓噪；另一方面是底层百姓和草根阶层以受害者的身份充当了排华主体，各种媒体则发挥了摇旗呐喊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特朗普及右翼政客借新冠病毒将中国污名化，使得华裔背负了携带和传播病毒的罪名，对华裔带有种族动机的仇恨犯罪急剧上升。2020年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对中国负面观感的增长情况》调查结果，其中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受访者达66%，是2005年该中心启动相关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是一种威胁，其中62%的受访者认为是主要威胁。美国政府自己应对疫情不力，为了转移民众视线，把中国和在美华裔当作“替罪羊”，美国民众对此深信不疑。

    三是经济利益。国际移民潮带来了少数族裔经济的发展，这种族裔经济发展在华裔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但也给华裔带来了负面影响。最初的华裔依托唐人街，开办洗衣店、餐馆，这些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意依靠亲属和同胞得以支撑下去。但到了新移民这一代，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从地域看，不再局限于唐人街；从行业看，不再局限于餐馆等服务性行业或成衣厂等劳动密集性行业，开始向金融等专业领域进军。华裔经济的发展对所在地的某些行业形成了冲击，打破了产业结构平衡，使得当地土著认为钱都让华人赚去了，从而产生仇富心理，这在当下的欧洲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美国，每当遇到经济恶化，华裔最先遭殃。1870年美国经济出现萧条，大批劳动力失业，因为能干且工资低廉，华工成为其他劳工排斥的对象，这也是《排华法案》出台的历史背景。2008年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机构难逃其责。但金融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唯一起诉的银行却是坐落在纽约唐人街的国宝银行，该银行被起诉的原因是伪造文件、严重盗窃、贷款欺骗等。国宝银行创始人孙启诚一家用了5年时间，花费了上千万美元，洗脱了所有罪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像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巨无霸，不仅毫发未损，还得到了政府的救助，因为“大不能倒”。

    海外华人如何在不利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从中短期看，对海外华人而言，不利环境仍将持续，甚至还会因出现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而恶化。那么，海外华人如何在这种不利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首先，通过接触和沟通，正视并解决冲突。根据族群关系的竞争与冲突理论，两个或多个族群为获取稀有资源如政治权力、就业、住房等必然会产生竞争，进而导致冲突，甚至出现社会运动。也就是说，族裔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是难免的，但将这种冲突最小化是可以做到的。在美国，族裔冲突不仅表现在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还表现在各个少数族群之间。正视并解决冲突的最主要途径是接触和沟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华裔主动捐款捐物，在社区做义工，就是用实际行动在族裔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其次，不做“哑裔”，积极参政。对于华裔而言，与政治绝缘的状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华裔认识到，如果在政府中没有代言人，“边缘人”的地位将更加边缘。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例，有100多名亚裔参加从联邦到地方的民选官员选举，其中华裔占比为四分之一。华裔候选人中涌现了出生地为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尽管最后结果不是很理想，几乎全军覆没，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最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躲避种族歧视，华裔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方式。但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华裔，“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方法是无效的，只会掀起更高的反华和排华浪潮。华裔应该关心和融入居住地生活，与当地人和谐相处。彼岸是家，此地亦是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网络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中国打前半场，世界打下半场，华人打全场。从积极意义理解，在华人心里，祖籍国和住在国的分量是一样的，都是自己的家园。新冠病毒在给海外华人带来痛苦、恐惧甚至是屈辱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让海外华人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的机会。21世纪初，有学者认为，在美华人是“另一种中美关系”，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能够缓和政府间政治关系的紧张，而后者的改善又能为更多的人和群体提供发展机会，是一个良性互动。这个观点颇有前瞻性和普遍性。

    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只有警惕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死灰复燃，防范由此带来的偏见、歧视以及引发的社会运动，才能应对得当，将风险和危机降到最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法]阿里亚娜·舍贝尓·达波洛尼亚著，钟震宇译：《种族主义的边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②[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