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摘要】冷战结束之后，在大欧亚地区建立各国间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巩固和扩大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是该地区各主要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建立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对这一挑战的有力回应，形成了与北约等冷战型国际组织完全不同的新型国际组织。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大欧亚地区 冷战型国际组织 上海精神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在冷战后的大欧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与北约、日美同盟等冷战型国际组织完全不同的新型地区性综合型国际组织
冷战期间，大欧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是由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所主宰的两级秩序。中国、日本等地区大国虽在不同程度上对上述两极起到了制衡作用，但这种作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服务于两极对抗的目的。冷战结束后，华约的解散和苏联的崩溃以及俄罗斯的虚弱，一时使大欧亚地区笼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军事集团所塑造的单极秩序的阴影之中。然而，种种事态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单极秩序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了使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大欧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中国、俄罗斯——无论在联合国还是在地区性国际舞台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积极主张，而上海合作组织的出现则是两国主张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观的具体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之前，大欧亚地区主导性的国际组织是西面不断试图扩展势力范围的北约和东面不断强化巩固的日美同盟，这两大冷战性同盟是美国维持在大欧亚地区霸权和推行冷战思维的工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1世纪之初刚刚亮相的上海合作组织则是后冷战时期大欧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的新型地区性多边国际组织，一出现就因其开放性、包容性、合作性、非意识形态性和非对抗性而受到地区和全球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二十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宗旨和原则无论是在该组织内部的多边合作方面，还是在成员国的双边关系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大量事实证明，在维护所在地区的稳定、促进发展、推动合作的进程中，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越来越成为大欧亚地区新型国际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作为大欧亚地区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上海合作组织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新理念代表着后冷战时代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愿望
第一，主张合作而非对抗。冷战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如北约、华约等，其目的都是为了对抗另外一个敌对的制度体系或组织。这类国际组织之间虽然偶尔也有合作举动，但对抗是其本质，合作则是暂时的或策略性的妥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从其产生到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该组织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成员国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因此，该组织没有为自己树立一个国家形态或制度形态的敌人或对手，其所关注的焦点是成员国之间共同面临的稳定、安全与发展问题。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上海合作组织是内向型合作的国际组织而非外向扩张对抗性的国际组织。此一特征决定了该组织与传统的对抗性国际组织有着显著的区别。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企图秉持冷战思维和霸权战略构建维持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国际准则抱着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的蛮横态度，这种不负责任的自利主义行径在大欧亚地区掀起了一场接一场的颜色革命，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内部动乱，导致恐怖主义在某些地区肆虐泛滥。与上述混乱局势形成对照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由于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和相互谅解，无论在地区范围内还是在成员国之间，政治局势都维持了基本的稳定。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机制不断完善，大欧亚地区中部正在出现一个逐步迈向稳定和繁荣的广阔地带。
第二，主张开放而非排他。冷战时期的国际组织的排他性非常明显，它们或以意识形态为界限，或以社会政治制度为藩篱，或以地区利益为准绳，构成壁垒森严的此疆彼界。在上述方针影响下所形成的国际组织绝对不会接纳与其信念或价值观不同的成员。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一个开放性的国际组织，其宗旨和原则明确指出，该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海合作组织既可以容纳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也可以接受利益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国家。这种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出很强的吸引力。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南亚、西亚的某些国家就已经表现出了加入的意愿。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南亚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加入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既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大欧亚地区发挥影响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同时也展现了该组织在地区冲突面前积极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坚定决心。
第三，主张共赢而非零和。如前所述，冷战时期的国际组织和后冷战时期的冷战型国际组织的对抗性和排他性属性使国际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国家间和非国家间的冲突越来越多，国际关系中的共赢局面难以出现。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是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原因就是该组织摆脱了上述冷战型国际组织的固有特征，主张在各成员国充分协商与合作的前提下实现各方的共同利益，并以降低或消除紧张局面、维护地区内的安全与稳定、保证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为其总体目标。这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第四，主张裁军而非扩军。迄今为止，冷战型的国家集团无一例外地都把扩大军备规模和提升军备的现代化水平作为保护自身安全和恫吓对手的不二法门。冷战之后，华约虽已不复存在，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仍然在强化军事实力。为了给自己扩张军备寻找理由，美国在其最近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更是将中俄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与之不同的是，上海合作组织从其前身“五国首脑会晤”机制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把解决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缩减边境地区的军队规模、降低边境地区的军备水平、增强各成员国之间军事活动的透明度等作为其工作的基本目标。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早期目标早已完成。五国边境地区出现了世界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和平、合作和非军事化的局面，边境给各成员国带来的已经不是对抗与危机，而是合作交流的桥梁和发展繁荣的机遇。
第五，主张相互信任而非彼此猜疑。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史以及至今仍在某些国家盘桓不去的冷战思维和政策表明，根深蒂固的猜疑和到处弥漫的不信任情绪成为国家间、集团间关系的主要特征。不信任和猜疑的存在源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超级大国对世界秩序的主宰企图。因此，消除产生不信任和猜疑的根源是建立后冷战时期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前提。上合机制一开始就把建立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努力消除由于种种原因而存在的敌对和不信任作为推进其工作的基础。为实现上述目标，它们之间首先以国家间条约和联合宣言的形式阐明了发展彼此间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逐步消除了边界争端以及边界两侧的军事对峙问题，从而为在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处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上海合作组织遵循着平等、民主、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彼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些原则看似老调重弹，但在后冷战时期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卷土重来、大国霸凌行为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却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主张贸易开放而非贸易保护。近年来，世界形势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动，以蛮横霸凌的自利行径破坏全球自由贸易，藐视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构成了重大损害。对此，上海合作组织以明确的立场予以坚决反对。中国不仅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自由贸易，更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主张在大欧亚地区各国之间实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力图将大欧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带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得到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一致支持，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元首理事会宣言指出：“世界贸易组织是讨论国际贸易议题、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重要平台，支持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断巩固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反对国际贸易关系的碎片化和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各方承诺要在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逐步实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几年来，在域内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中轴，连接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大欧亚合作区正在冲破道道逆流逐步浮现。
作为“上海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道成为推进大欧亚地区国际合作的新动能
在2018年于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所打造的共同家园的共同财富。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各国要“同舟共济，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样，“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使地区内各国携手迈向持久和平，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从而将“上海精神”所体现出的开放包容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不难看出，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已经越来越将工作的重点移向地区发展和全球治理。青岛峰会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提倡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途径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这种新的发展理念在大欧亚地区具有非常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和大欧亚其他地区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以绿色发展实现经济进步、缩小国内国外贫富差距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综合经济实力弱、技术水平低、内部市场狭小、基础设施落后却是大多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上述挑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各国在“上海精神”指引下的开放合作和平等互利，这便是“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髓所在。
无论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所在地区还是在大欧亚的其他地区，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的便是治理问题。治理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大欧亚地区国家众多，内部情况千差万别，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加于各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带来发展与进步，因为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政权更迭都是西方政治制度和文明优越论的体现，其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混乱和冲突所带来的结果是相关地区文明的倒退而不是进步。冷战结束以来的事实表明，只有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和合作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只有通过换位思考才能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从而充分认识并承认彼此都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所言，在推进地区和全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说明，全球治理是需要各国共同合作的事业。纵观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渗透在该组织活动的方方面面，成为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和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底色。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其所秉持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将超越冷战思维而成为大欧亚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国家间走向密切合作的新动能。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释】
①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