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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对中国的抗疫援助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肯定和敬意。日本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为日本公共外交助力，帮助日本改善了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也在日本面临严重疫情之时全力支持日本抗疫，以投桃报李、助人所需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日本民众的情感认同。作为公共外交资源的危机救援行动，可以同人文交流等其他公共外交举措一道发挥作用。以此为契机增强两国民众对对方文化的接触程度，将使危机援助的公共外交潜力得以进一步发挥，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打造更加坚实的民间基础。
【关键词】日本民族性格 抗疫援助 公共外交 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力量上下一体，物质援助和祝福祈愿并举，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抗疫援助的背后，是一个可以用矛盾性或两面性来描述其民族性格的日本：具有两面民族性格的日本人既有战争中冷血无情的一面，也有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中温情脉脉的一面；既是利益至上的“经济动物”，也会表现出超越利己主义的助人情感。
日本对中国的抗疫援助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肯定和敬意。日本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为日本公共外交助力，帮助日本改善了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也在日本面临严重疫情之时全力支持日本抗疫，以投桃报李、助人所需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日本民众的情感认同。
共情助人与无情利己，日本民族性格具有两面性
在《菊与刀》这部日本民族性格研究的经典之作中，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这样描述日本人的性格：“菊与刀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幅绘画。日本人的性情与行为方式是极其矛盾的，他们既生性好斗又异常温和；既推崇武力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尊又谦逊有礼；既冥顽不化又柔弱善变；既性情温顺又不轻易任人摆布；既忠诚不阿又极易叛变；既勇敢又懦弱，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日本人十分介意外界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但当他们的劣迹不被察觉时，又往往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训练严格，但又具有很强的反抗性。”
我国著名学者周作人在20世纪40年代也注意到日本人的这一性格特点，他写道：“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在日本人身上，可以发现扩大与缩小、模仿与创新、勤奋与享乐、傲慢与谦卑、开放与封闭、传统与现代等特质并存。这些都体现了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和两面性。日本人具有求实利、将利欲置于义理之前的利己主义性格特点。日本人的经济优先主义和利润主义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原动力。除了利己主义和经济优先主义的一面，日本民族性格也有出于对他者的共情而真诚助人的一面。
事实上，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就展现出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日本救援队是第一支赶到汶川地震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他们携带便携式钢筋混凝土切割器、轻便破障机、特种生命探测仪等设备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当日本救援队竭尽全力找到埋在倒塌的青川县中医院废墟里的一对母女，发现她们已经遇难时，好几位队员泪洒现场。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中国国家地震局、四川省政府和灾区地方政府，共同实施了四川省地震灾后森林植被恢复、建筑抗震技术人员培训、四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心理援助人才培养、中日合作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强化计划、四川减灾教育与能力建设示范五大项目。同时，日本国土交通省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合作，先后组织了两批共600名干部赴日本学习灾后重建的经验。
在此次对中国的抗疫援助中，日本再次展现出其民族性格中共情助人的一面。1月23日即武汉封城当天，在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要加强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并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决定，该党国会议员从月工资中捐出5000日元，总计约200万日元，帮助中国抗击疫情。伊藤洋华堂、前田建设、爱沃特、无印良品等日本企业向中国提供了大量防护物资。日本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及企业还主动向中方推荐有关战“疫”科研应用技术。日本各大机场和旅游城市的口罩柜台，纷纷贴出了“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标语。日本青年发展协会在寄出的口罩和体温计包装箱上用汉字写上了一句古诗：“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享誉世界的松山芭蕾舞团，专门录制了演唱中国国歌为远方中国观众加油的视频。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8日，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计捐赠口罩285.6万余个、防护服38.56万余套、手套15.65万余副、护目镜8.27万余个。日本民间累计捐赠口罩321.2万余个、大型CT及X光机检测设备3台、手套37.9万余副、防护服9.9万余套、累计捐款约合4396万人民币。
日本对华抗疫援助公共外交效果显著，中国民间赞誉满满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借助人员和文化交流、对外宣传、国际日语教育、对外经济和文化援助等手段，战后日本公共外交促进了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升了日本文化和日本模式的国际影响力。日本政府在公共外交中扮演主导角色，“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学友会”等各类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配合实施。在对华公共外交方面，日本主要通过文化艺术交流等方式发展民间友好关系，并试图扭转二战遗留下来的日本人形象。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日本右翼政客在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传统路径下的日本公共外交并没有使大部分中国民众产生对日本的亲近感。根据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2019年所作的民意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形象的认知持续改善，45.9%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持有好感，达到这项调查自2005年启动以来的最高值。
日本政府和民间力量在危机时期对中国施以援手，客观上产生了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效果。汶川大地震后，一位因地震受重伤的孕妇，在得知日本医疗队即将结束救援工作回国时，通过翻译对救护她的日本妇产科医生说：“等我腹中的孩子生下来以后，我要让他学日语。十年后，希望孩子能再见到您。到那时，相信他就可以对救命恩人用日语说‘谢谢’。”这位中国孕妇说出的这些言语，表达了她对日本救援人员的帮助铭记在心的真实情感，表明日本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救援行动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感恩之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官方和民间力量对中国的物质支援和精神支持，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感激之情。作为对日本对中国抗疫援助的回应，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很快就出现了大量洋溢着对日本政府和民众感激之情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借用《诗经》中的一句“投我之木桃，报之以琼瑶”，表达了中国回报日本善意的意愿。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抗疫援助，让人感受到中日和平友好的民间基础。
中国回馈激发日本民族性格共情一面，有力把握了重拾中日友好的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公共外交。在对日外交工作中，公共外交占有重要位置。通过开设孔子学院、推动人文交流等方式，中国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对日公共外交。
然而，中国对日公共外交不可避免地面临钓鱼岛等海洋权益争端、中日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挑战。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认定中国是钓鱼岛等海洋权益争端中的“过错方”；另一方面，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越拉越大，导致部分日本民众产生了失落和不平衡心理。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效果。此外，日本国内媒体对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失实报道也使得日本民众难以在正面信息的引导下增强对中国的亲近感。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日公共外交的力度，例如举办一年一度的北京-东京论坛、2010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处改名为新闻与公共外交处、2011年起中国驻日使馆每月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2019年启动了“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等。
同样根据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2019年所作的民意调查，日本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略有改善，但仍有84.7%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日本媒体对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带有片面性和误导性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大量日本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尽管中日关系已跨过2010年“撞船事件”发生以来的严重困难局面，朝着避免冲突、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要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就需要改善日本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提升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有学者指出，要取得更好的对日公共外交效果，需要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客观地做好解释和宣传；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还有学者强调，日本华人华侨在对日公共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华人华侨可以推动中日民间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提供更加客观公正的有关中国的媒体信息，是一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可以倚重的力量。
除了这些公共外交举措和资源外，抗疫救援与合作也可以为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提供助力。面对疫情全球蔓延的严峻形势，各国难以独善其身，日本国内也出现严重疫情。长期以来，日本给外界留下了防灾救灾体系健全的印象。但事实上，日本的灾害防控集中在地震等自然灾害领域。尽管日本已建立起旨在预防和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健康危机管理”体系，但在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疫情防控方面，日本并没有先进的应对预案。日本全国目前只有1800张传染病专用病床。无法收治所有疑似和轻症患者，并且口罩等医疗物资也不足以满足抗疫需求。
同时，中国的防疫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指出，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正如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布鲁斯·艾尔沃德所说：“有中国的经验，其他国家不必‘从零开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的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日本可以从中国的抗疫举措和行动中吸取有益经验。中日双方还可以通过制定合作计划、建立对话机制和启动合作项目，在卫生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并积极探讨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日本舆论普遍认可吸取中国的有益经验并加强与中国的抗疫合作。3月12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正在竭尽全力防止国内疫情扩大的日本政府正考虑与国际社会合作。而《东京新闻》3月9日发表的社论指出，为对抗传染病威胁，东亚三国的协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文章指出：“疫情面前，日本政府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判断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中国已是世界性大国，日本必须谨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二是日本现在对中国防疫举措的卡法和中国的自我评价比较接近。这种评价是积极的，认为中国防疫是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在日本面临严重疫情之时，同样在第一时间全力向日本提供支持和帮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明确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中方伸出援手，向中方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中方铭记和珍惜这份友情。当前日本国内疫情也牵动中国人民的心，我们感同身受”，“‘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尽管当前中国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疫物资还不是那么充裕，但我们愿在努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进一步同日方分享信息和经验，并根据日方需要，继续向日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在日本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的2月下旬，中方向日方分批捐赠病毒检测试剂盒，3000套防护服和10万只口罩，当停靠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马云通过马云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基金会向日本捐赠了100万只口罩。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冠肺炎患者陆续康复出院，各地防控等级逐步下调，复工复产有序进行，口罩、检测工具、清洁剂、消毒剂、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等抗疫物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将有能力为日本提供更多抗疫物资援助。
此外，中方还积极推动中日两国加强信息、政策沟通和技术交流，就病毒发病机制、病原检测、特效药和疫苗研发等开展合作。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双方卫生主管部门及传染病防治机构建立专门沟通合作渠道。在中国倡议下，3月20日，中日韩三国外交部长举行视频会议，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寻求合作。
中国对日本的抗疫救援行动不涉及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日本媒体也不会因政治偏向而做出带有偏见的报道，因此不会受到传统公共外交路径面临的限制。这些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积极反响，取得了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向日方捐赠试剂的消息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社交媒体上一经发出后，短时间内浏览量就超过60万，点赞近1万。日本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感谢中方给予的无私帮助。
日本民族性格中，看似矛盾的利己主义和共情助人并存。在共情助人性格的驱动下，日本政府和民间力量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力向中国提供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日本对中国的抗疫援助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积极回应和高度赞赏，产生了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在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疫情之际，中国同样以实实在在的抗疫救援行动赢得了日本民众的情感认同，改善了日本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取得了超越传统对日公共外交路径的良好效果。
作为公共外交资源的危机救援行动，可以同人文交流等其他公共外交举措一道发挥作用。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他国文化的接触程度可以调节共情与助人意愿之间的关系，一国民众接触他国文化越频繁，帮助他国受灾民众的可能性就越大。中日双方更加密切的人文交流，可以增强两国民众对对方文化的接触程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两国民众帮助对方民众的意愿。这将使危机援助的公共外交潜力得以进一步发挥，为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打造更加坚实的民间基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南星越译：《菊与刀》，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
②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日]南博著，刘延州译：《日本人的心理》，北京：文汇出版社，1991年。
④祝大鸣：《双面日本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⑤徐静波：《日本的底力》，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
⑥《中日守望相助携手战“疫”——访我驻日本大使孔铉佑》，人民网，2020年2月24日。
⑦《中国人民“正在为全人类作贡献”——抗击疫情海外观点综述》，新华网，2020年3月5日。
⑧《世卫专家：有中国的经验，其他国家不必“从零开始”》，中国新闻网，2020年3月10日。
⑨《抗击疫情彰显中国力量》，新华网，2020年3月8日。
⑩王仲昫：《日韩矛盾因“疫”雪上加霜》，《新民周刊》，202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