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摘要】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行为、意识和制度方面的改变。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等陋习，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不断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中赢得主动，加快绿色转型升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文明 和谐共生 绿色治理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也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不仅严重威胁世人健康，而且给世界经济带来挑战，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由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引发的流行病和瘟疫，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深重灾难，但也让人类痛定思痛，不断提升医药水平、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通过科学防控、科学施救，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有序复工复产，武汉全面解封，逐步恢复正轨。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我国疫情已经由“遏制阶段”进入到“缓疫阶段”，中国经验正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抗疫行动。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在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和自然生态治理领域的短板和不足。针对疫情初期社会上对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呼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相关的政策议程和立法进程，将在行为、意识和制度方面带来巨大的改变，极大地推进我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
改掉陋习，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
人类不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人因自然而生，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也会伤及人类本身。陋习可能给行为者自己或他人以及生态环境带来负面的后果，甚至生存的威胁。一些珍稀物种的消亡、疫情疫病的暴发，都可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告。文明是相对于丑陋和野蛮来说的，有些陋习在当事人看来是天经地义、大快朵颐的行为，但从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看，则是蒙昧和落后的。合不合时宜是指对陋习的判断标准是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与时俱进的，那些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陋习。
滥食野生动物被看作是陋习并不是这次疫情才引起的。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着悠久的历史。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大自然是天然的食材库，野生动植物是人类最早的食粮。我们的祖先“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据研究，正是得益于能够使用工具“敲骨吸髓”使得智人的脑容量得以增长，并最终战胜其他直立人而成为现存唯一的人属物种。但野生动植物身上有大量的病毒、细菌和寄生物，因此“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火的使用提升了人类食物的安全性，让人类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并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但这也给一些地方的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带来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澳洲大陆在4.5万年前迎来了第一群人类，两千年后当地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物遭到灭绝，捕猎带来的火灾让森林变成了荒原，只剩下最耐火的桉树“独步天下”。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人类开始学会驯化一些野生动物成为家禽家畜，为自己提供较为稳定的肉类食物，人类社会也逐步从采集、渔猎进入到了农耕、游牧的阶段。但野生动物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观。人类的繁衍、扩张继续侵蚀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一些物种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生态文明追求的不只是环境与生态本身的“文明”，更加需要实现的实际上是社会文明和人类文明。生态文明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行为举止要不断提升到更加“文明”的高度。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崛起，与那场夺去近半数人口生命的“黑死病”（鼠疫）不无关系。源于中亚草原旱獭（土拨鼠）并经由鼠类、蚤类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改写了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最终结束了贫穷、愚昧和肮脏的中世纪，开启了西方现代文明之旅。近现代欧洲的文明进程也是从“礼貌”尤其是就餐礼仪和宫廷礼仪的教化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鼠疫的抗争使得人们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传统用手抓取的共餐制逐步被使用刀叉的分餐制所取代等。新冠肺炎疫情让身处21世纪的我们重新检视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不文明的地方。禁食野生动物、使用公勺公筷、实行分餐制等建议再度受到重视。
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说，人类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陋习”远不止于滥捕滥食野生动物，还包括滥砍乱伐森林植被、滥耕乱占湿地草原、滥排乱放工业污废、滥施滥用农药化肥、滥产乱丢生活垃圾等生产生活中的种种陋习。例如，与8000年前相比，地球上的原始森林覆盖率从一半左右下降到今天的7%，而在20世纪的100年中，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约80%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度有90%以上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长江中下游地区湿地萎缩严重，原有的100多个通江湖泊只剩下洞庭湖、鄱阳湖、石臼湖3个；海河、黄河、辽河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率超过水资源可再生能力分别高达106%、82%、76%，远超40%的生态警戒线，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在短短40多年内消亡了60%，科学家警告地球或正处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前期。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革除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不只是为了防范潜在的病毒风险，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丧失，以期维持生态平衡，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但疫情也表明现实中绿色消费还远未形成，要以全面禁食野生动物为突破口，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目前国家已经部署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等创建活动，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出行，希望通过生活方式绿色革命，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参与，每一位公民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形成全民保护野生动物，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氛围。
改正观念，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构成生命共同体的意识
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态度和意识。新冠肺炎疫情在敦促我们调整和改变对待野生动物行为的同时，也在敦促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人类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前进，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即原始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对自然是一种敬畏、崇拜和顺从的看法。农业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有一定的把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天应时，靠天吃饭，总体上人与自然是一种较为融洽的关系；但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人类没能认识到自身的发展与扩张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但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在全世界的蔓延。科学技术的进步助长了“征服自然”和“人定胜天”的冲动，上述种种对自然生态的“陋习”正是在工业文明的旗号下变本加厉，成为了文明的反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机械论自然观有关。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这一自然观坚持的是一种二元论的观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都是机器，而且是分离的和对立的，自然界没有价值，只有人才有价值，自然界的安排受到上帝的“目的性”支配，由此自然失去了其神圣性和神秘性，人们不再敬畏和尊重自然，而是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对待的机器。
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潮流，但各个国家、各个派别对人与自然的看法却是五花八门，甚至尖锐对立。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世界的自然观可以简单地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目的，否认自然价值的存在，认为人与自然是主客体关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都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可称为生态中心主义，是伴随20世纪后半叶西方环保运动兴起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主张自然具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发展，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应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相比较来说，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了几千年，目前仍有众多拥趸，尤其是大部分的市场主体及其代理人。非人类中心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逐步成熟、壮大，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既有传承已久的历代生态智慧，也有与时俱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不可否认地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因此，新时代我们要牢固树立和坚持的应该是集合了古今中外先进自然观精华而形成的科学自然观，它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要义。
一是敬畏自然，视自然与人类一体。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连同社会历史观都是完整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恩格斯曾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国道家思想主张世界的本源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也视天地人三才为一体，同时主张要敬畏天命。科学自然观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
二是尊重自然，视自然为人类之家。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是大自然长期孕育的产物，是自然之子。同时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全部需要，就像家长一样，不仅给孩子以生命，还要供给孩子吃穿住行，提供成长的空间。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
三是顺应自然，视自然为人类之师。我国古代的农耕文明注重师法自然，不夺农时。《管子》曰：“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美国生态伦理学者罗尔斯顿也认为，我们应当像遵循指导教师那样遵循大自然，因为自然具有某种“引导功能”：“它指导我们，使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置身何处，我们的天职是什么；与自然相遇还能告诉我们应期待什么，应该以什么为满足。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反思自然学会如何生存。”
四是保护自然，视自然为人类之友。“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是一种互利共生的朋友关系。古代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追求“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的物我和谐境界。今天我们更要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形成善待自然的人文情怀。
改善管理，建立健全以自然为本的绿色治理体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整体合力，同时也暴露出制度体系中的若干短板和不足。就革除滥食野生动物这一陋习来说，几十年来社会上的呼声不绝于耳，《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做了修订，很多地方也都有一些创新性的法规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却差强人意：一些人不以食用野生动物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成了炫耀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一些经营贩卖“野生动物”或“野味”的不法商家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更有甚者，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打着“三有”（有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旗号进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勾当，且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在野生动物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环节以及相互衔接方面存在不足和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保护野生动物这个事情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要靠制度来保障，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对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并作出全面部署，今年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相关修法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一些地方人大和政府先行先试，制定更可操作、考虑更为周全的法规政策，努力补齐制度短板，全面提高依法治理能力，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生态安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善待自然的理念要有效转化为善管自然的制度体系，这是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近五年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不断加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逐步成型。笔者认为，在自然生态领域我们要倡导建立健全以自然为本的绿色治理体系。
以自然为本既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也是一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安排。在科学自然观中，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本是辩证统一的，没有自然生态的平衡，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发展。以自然为本的政策方案也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以下简称“NBS”），是目前国际上提倡的一种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生态系统的行动方案。这一概念框架最早由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的NBS》报告中提出，201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联合发布《自然方案报告：保护区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将NBS正式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欧盟将之视为一种受到自然启发、支撑并利用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其“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并开展更大规模、更多领域的试点工作。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我国携手新西兰提出了《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政策主张》，并介绍了我国在森林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荒漠化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实际上，我国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已经体现了以自然为本的原则：在机构上，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国家设立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重新组建了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产权方面，通过改革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不断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在资源利用方面，努力构建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监督考核方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等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疫情提醒我们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短板和弱项，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予以补充和加强。我们希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落实政策法规的过程中，能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短板，早日实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绿色中国梦。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②姜春云主编：《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
③[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王佩莉、袁志英译：《文明的进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