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奎勒河镇政府：“饭费”还要欠多久？》见诸人民日报，11年过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奎勒河镇干部已调整了几轮，徐瑞梅也因为身体原因把饭店交给儿子管理。这些年来母子二人拿着一叠叠发黄的“白条”去当地派出所、工商所、学校、矿产办及周边村委会要钱，每次去，听到最多的答复是“我们换领导了，我们管不了”。

    前不久，徐瑞梅写信给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信中，徐瑞梅反映：“一笔笔陈年旧账拖垮了我们两代人，换了领导怎能新官不理旧账？”

    万般无奈诉诸法律，法院判决胜诉后也拿不到钱

    带着来信，民生周刊记者来到呼伦贝尔市奎勒河镇，找到了由徐瑞梅儿子经营的宗芳饭店。

    店内尚无食客，一位老者坐在靠窗的餐桌旁，陪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看课外读物，眼神略显游离。

    “人情也讲了，官司也打了，到头来还闹个一场空！”围绕一场诉讼，泪眼婆娑的徐瑞梅打开了话匣子。

    2020年，徐瑞梅把奎勒河镇北方村民委员会和当时在“白条”上签字的时任村会计王某明告上法庭。

    “乡里乡亲的，谁愿意法庭相见？但大把大把的白条子已经把我们压垮了，走法律途径真是万般无奈的选择。”徐瑞梅解释，之所以选择起诉北方村，是因为北方村欠的饭费最少，没有超过万元，想先看看结果如何。

    莫旗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原告徐瑞梅要求被告北方村民委员会给付餐饮费8823元的诉讼请求，不违反当时政策，不违反法律规定，应给予支持。被告王某明在二份欠据上签名，王某明时任村会计，村民委员会账目内有此笔欠款，且上报莫旗奎勒河镇应付款项清查登记表内有欠8823元的账目，不是被告王某明个人行为，被告王某明不应承担给付义务。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北方村民委员会给付原告徐瑞梅欠款8823元，自2020年12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给付利息，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官司赢了，徐瑞梅本以为可以按照判决所规定的，十日内顺利拿回欠款，并且如法炮制，将欠款全部追回。可没想到，判决至今未被执行。

    徐瑞梅曾经反复给当时的法官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执行？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正在给你想办法要钱，别急，再等等！

    其间，北方村村支书曾找到一个中间人，跟徐瑞梅“砍价”。“想一次性给我5000元，这事就了了。我没同意，别说利息，连本钱都不够。难道法院的判决还能打折？还能砍价？”徐瑞梅说。

    拿着“白条”去要账，答复是“没钱给”“先欠着吧”

    1992年，徐瑞梅在奎勒河镇开了当地首家家常菜馆—宗芳饭店。因为物美价廉，饭店的回头客越来越多，逐渐成为镇政府、周边村、辖区派出所、学校等单位的“定点饭馆”。身兼老板、厨师、服务员三职的她，一度因大批“公家主顾”的光临对未来充满憧憬。

    好景不长，徐瑞梅很快发现，这些单位人员消费后从不结账，习惯“签单子、打白条”—饭后在账单上潦草签字便径直离去。

    后来，徐瑞梅拿着厚厚一摞“白条”去各个单位和村里要账，得到的答复要么是“没钱给”，要么是“先欠着吧”。

    如今，徐瑞梅攒下的“白条”许多已经泛黄、发皱，有些还带着油渍，“这可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啊！”她摩挲着账单叹道。

    记者随机抽取几张票据，上面都清晰地写着炖柴鸡、锅包肉、排骨、烟、酒等餐饮消费内容。

    在一沓粘贴整齐的奎勒河镇派出所拖欠“饭费”的账册里，数十张单据上，除了有时任派出所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的签字，有的还明确标记着“招待大杨树战友”“安排工商局”“招待红彦分局”“治安大队来人”“安排XX人”等招待事由。两本账册的拖欠金额分别是11300元和3334元。徐瑞梅特意强调，这两本账单，都是由派出所工作人员整理的，“但就是不还钱”。

    有些村子和单位会根据一段时间的消费“白条”，给宗芳饭店开具一个盖有公章的欠据。比如，在盖有奎勒河镇中心学校公章的欠据上，写着“欠宗芳饭店招待费”，金额为1.4万余元。盖有扎岩村（现北方村）村委会公章的“白条”上，写着“1995—2000年饭费”，金额为8123元。

    有的村为了便于报销，巧立名目，将饭费以树苗款、修路款、培训费等名义给徐瑞梅开具欠据。比如，在盖有双丰村村委会公章的欠据上，明确写着“欠徐瑞梅树苗款，2元×16500棵，共计3.3万元”。

    “我从没卖过树苗，更没修过路。”徐瑞梅苦笑道，“只要能拿回钱，村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可这些钱还是拖到现在也没给。”

    镇领导作出帮助要回其余欠款的承诺，始终未能实现

    2014年，徐瑞梅3个月大的孙子身患重疾。全家花光所有积蓄后，再无能力承担高昂医疗费。

    “当时我儿子都决定放弃治疗了，但我们做老人的都是隔辈亲，就算把自己的老命搭上，也要给孩子一条生路。”走投无路的徐瑞梅最终决定向人民日报反映奎勒河镇政府欠款问题。

    报道引发广泛关注。徐瑞梅清楚记得，当时镇里的领导握着她的手说：“你放心，我们不走，你也别到处告了，各村欠的这点饭费，镇政府帮你要，肯定会逐步解决。”

    “咱农民实在，听了这话就记在心里，觉得镇干部说话会算数，就没再继续找媒体，想着再等等总能解决。”徐瑞梅说。

    然而，除了兴北村在报道后支付了5000元（目前该村仍欠2.4万元），徐瑞梅再未收到一分钱还款。

    2014年人民日报报道后宗芳饭店再无新增“白条”，但据徐瑞梅统计，截至目前多个村仍拖欠饭费十六七万元，加上派出所、学校、矿产办、工商部门各拖欠一万多元，合计还有22万多元饭费未结算。

    奎勒河镇领导作出的帮其要回其他欠款的承诺，始终未能兑现。

    报道见报后，宗芳饭店的生意一落千丈。“打白条的人不来了，其他客人也少了。”徐瑞梅将此视为自己向媒体反映镇政府问题的“后遗症”，一度让她倍感压力。

    其间，曾有奎勒河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到饭店找过徐瑞梅的儿子，表示如果宗芳饭店换个名字，就可以继续过来吃饭。“你们饭店已经出了名，就算现吃现结，我们都不敢来吃，因为发票是你们饭店的名字。”

    尽管饭店是全家生计所系，一家人早已被“白条”拖得身心俱疲，徐瑞梅仍拒绝更名。“改名就像认输，我没做错什么。”

    徐瑞梅偶尔会带着烟酒去讨债，“不管是村里、派出所，还是学校，这些账他们都认，但就是不给，都说没钱。”而且，有的村干部还理直气壮，“拍着胸脯说：‘村里记着呢，差不了！’”

    徐瑞梅常忍不住落泪，“那些欠款在当年都更值钱啊！村里买套大房子也就几千元，可现在……”今年年初，徐瑞梅又找到负责她和北方村官司的法官。“对方的态度很好，表示等到今年年底，会对上面给北方村的转移支付款进行扣留，用于还款。”

    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期间，徐瑞梅致电曾经在宗芳饭店签了很多张“白条”的镇派出所的一位领导，问这事到底该咋办？对方回答：“你现在去奎勒河派出所，人家肯定不会给你钱。你可以向局里要要看。”

    挂断电话，徐瑞梅有些失落，“这些钱，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不还给我的道理”。

    民生周刊记者将持续关注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