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医生才是根本出路”

    “医院是不是社会矛盾的高发场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谈到温岭杀医案时，医改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国恩态度谨慎。

    在他看来，造成一系列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在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这一阶段后所带来的贫富收入差距及其它制度安排的缺失。然而，具体到医疗卫生系统，一些问题仍值得反思。

    在医改制度尚未成熟时，医疗服务供应紧缺，体现在医患关系上，就是医生给予患者的时间及关怀较少，无法满足患者的要求。“比如，一个医生上午要看四五十个病人，平均给予每个患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一个大老远跑来看病的人，会简单地把它理解成医生的不负责任。”

    刘国恩认为，医患关系的好坏与医生的看病时长有直接关系。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解决好这一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社区门诊数量的庞大。在一些国家，门诊通常由社区内大量的个人或联合诊所完成，缓解了大医院的压力，不会出现几万人聚到一个医院的情况，在时间上允许医生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为首诊是通过社区医生完成的，且基本每个家庭都拥有家庭医生，所以医患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质疑和不信任就减少了很多。

    “但中国不同。大医院既看门诊，也看住院，糟糕的是还要看大量门诊病人。北大三院每天1.5万就诊量中，有1.2万是门诊。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我们制度性地把大医院变成了矛盾的高发场所。”刘国恩说，“另一个制度性问题是医生没有多点执业，所以社区缺乏足够的好医生来建立各种各样的普通或专科诊所。”

    值得思考的是，在缺乏医疗资源及人才的情况下，我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被迫放弃医疗事业。“现在医疗优质资源大多集中在三甲大医院，而三甲医院几乎全部属于国有，僵化的编制系统把大量的医学院校学生排除在了体制外。基层和民营医院非常需要医生，个体诊所也需要发展，但这些地方既缺编制、缺资质，也缺品牌、缺资源，还不如去卖药。这是体制逼出来的结果。”

    在温岭案事发不久，有专家将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之一归结为部分医生医德水平的下降及媒体对这一问题的过度曝光。对此，刘国恩认为，公立医院看似体现公益性，但事实上扼杀了医生的发展机会。行政工资这种框架加大了医生寻找灰色收入的压力和动力。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如何避免杀医悲剧重演？刘国恩认为，“解放医生、开放市场、分级诊疗才是中国医改的出路。”

    首先，要分散过于集中的医疗资源，从大医院、高端医院向基层分流。“大医院看护的重点应是急诊和住院病人。非急诊、非住院病人随着医疗资源的下沉，应逐步在社区这一平台进行。社区平台需要大量的优质资源，特别是医生，所以又要求我们进一步推进医生从多点执业到自由执业。”

    其次，社会办医的力度还要加大。“民办医疗服务结构及其内部工作机制受目前体制性障碍影响较小，医生工资待遇会更多地体现在工作和服务上，而不像公立医院医生那样需要面对强大灰色收入的挑战。这个挑战一旦应对不好，就会出现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