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

    异地高考不能沦为少数人“拼爹”的游戏，也不能冲破流入地教育格局的承载能力。

    当2700万随迁子女的就学之路成为不可回避的民生之“问”，当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裹挟着教育不公的权力之“争”，“异地”成为“高考”的前缀，引爆了从今年3月全国两会到年终政策大限的热议。“异地高考”也注定成为2012年的十大民生热词之一。

    3月1日，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9万多名随迁子女家长发布《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公开信》。其中直指，“异地高考”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就会有数千万孩子面临失去良好教育的困境，会有数千万个家庭遭遇分隔两地的痛楚。

    3月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时表示，异地高考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用不了10个月就会出 台相关政策。

    民意与顶层声音的契合，仿佛将理想照进了现实。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的一纸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使社会关注度持续加温。

    梳理一年来各方的频频表态，具体实施办法的步履，远非“教育公平”理念来得统一。剔除技术障碍不论，异地高考进程在不同省市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差异性。

    2月29日，“高考高地”山东，发布《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率先突破高考户籍限制；10月29日，边远省份黑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明确异地高考报名条件的省份；江西、云南、浙江等10余个省市均表态将于年底出台方案……

    然而，在最后的倒计时阶段，北上广的实施细则还未见端倪，这似乎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异地高考改革势在必行，但审慎对待也无可置疑。

    “既想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早在2012年3月，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的相关表态，也许正预示着异地高考改革的“两难”境地。

    目前，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约有50万人，广东省更多达339万，并平均每年以25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和户籍制度的壁垒，异地高考的改革早已超出教育领域。

    同时，门槛究竟要多高？录取方法要如何？高考移民怎么防范……这些社会关注的焦点，更是各地制定政策绕不开的难点。它不能沦为少数人“拼爹”的游戏，也不能冲破流入地教育格局的承载能力。

    对于这场还未完结的改革，乐观者称之为高考制度的“二次革命”，保守者唤作原有体系的修修补补。慢不得，急不得，没有北上广的破冰身影，异地高考的谜底仍存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