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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每年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大量灾民、残疾人、老年人需要救济和社会帮助。
尽管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救助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政府行为，但单就我国而言，面对如此庞大的受助人群及多样化需求，单一的政府救助并不能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在现代意义的政府救助制度诞生之前，邻里、朋友、亲人、甚至陌生人之间就已经在施行社会互助。这既是社会救助的本源，同时也为弱势群体受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渠道。
复明联合行动
已经到了周五中午的十二点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一间会议室里，“爱之声”盲人有声读物出版项目的工作研讨会还在“热烈”地进行着。
此前的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由中国残联和中国狮子联会共同发起的“爱之声”项目的第一张作品“书香洒满童年”童话专辑已经在中国盲人图书馆举行了首发仪式。这次会议，要对前一个活动进行总结，也要为即将于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举办的第二场活动——散文专辑首发仪式做筹备。
参加会议的除了来自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中国残联主管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狮子联会的会员。“应该说，我们都是志愿者；但是我们又不同于一般的志愿者，我们出心、出力、出钱、出时间的同时，还以专业精神来做服务，所以大家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吴胜男是这个项目的总策划，也是中国狮子联会北京会员管理委员会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其他会员之中有的是电视台记者、有的是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两岁孩子的妈妈……
联系媒体、找赞助商、寻找活动场地……每一个活动细节无不牵扯着他们的心。在她们与出版社协商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同时伴随着另一个问题的出现。
对盲童教育救助的关注始于2006年。那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吴胜男和“狮友们”在北京盲校为孩子们捐赠盲文辞典。活动过程中，她们认识了一个叫做张昕冉的盲童。
当时，孩子正在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盲文书。“狮友”潘伟问：“你读的是什么书啊？”小昕冉高兴地把手中的书举起来给阿姨们看。而就是这个场景，让“狮友们”久久难忘。
潘伟用“心酸”二字形容小昕冉手中的盲文书。“那本书已经又旧又破，可以想象孩子一定读了很多很多遍。翻开书，看到出版日期竟然是1971年。”
由于盲文读物制作工艺复杂、周期长、成本高昂、品种数量有限，因此在我国，约有13万学龄盲童和小昕冉一样，面临缺少课外读物的境地。有声读物是大量未掌握盲文的盲童不可替代的学习和交流工具，也是世界各国普遍为盲人提供的最主要出版服务。但在我国，盲人有声读物出版还处在起步阶段，年制作有声读物仅百种、不足2千小时，还远不能满足盲人精神文化需要。
2011年初，中国残联、中国狮子联会联合发起“爱之声”有声读物出版项目，组织包括著名主持人、播音员、文艺工作者等在内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盲童录制经典名作有声读物。有声读物的CD光盘将免费赠送到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及各地盲人阅览室，为盲童、盲人提供文化救助。
其实早在“爱之声”之前，中国狮子联会就在残联的支持下组织了多次白内障复明公益行动。据中国残联国际部主任、中国狮子联会秘书长陈亚安介绍，在过去三年中，作为中国狮子联会品牌慈善服务项目——“视觉第一光明行动”深入开展，广东、深圳等地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15000例。
2010年，中国狮子联会广东某服务队于9月底到达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直接将手术车开到了四千多米的高海拔地区。到10月5日活动圆满结束时，共为近千名藏族同胞做了检查，治疗白内障患者290例。患者中最小的仅7岁，最大的达87岁。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狮子联会实则是组织这项活动开展的主力军。但在陈亚安看来，残联作为中国狮子联会的“婆家”，也为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了许多支持与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狮子会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组织，让联会的活动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同时，随着各地残联的救助活动逐渐深入到基层，也为中国狮子联会在各地的服务队提供了更多的活动平台。
官民共助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国家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洪大用认为，现在我们的政府在财政、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在人员设置上又不能过于庞大。
“社会力量的参与，一方面可以补充政府力量不足的问题，如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的不足等。另外，还可以倡导一种社会互助的精神，真正建设一个和谐友好的社会。第三，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更有助于整个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在政府没有采取行动之前，老百姓就在互助。从本质上来讲，社会救助就是社会互助。”
而在实施社会救助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组织、民间机构的合作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比如说在上海，低保对象家庭经济条件的审核就是由一些民间组织帮助完成的。”洪大用说。
“此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也有。如民间组织对社区老人照顾得比较好，政府将会给予一定资助。现在还鼓励民间自己开设社会工作服务组织，而这些组织在资质注册上限制条件会比较少。民间组织参与的效果，至少对于社会救助对象来说，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多渠道的帮助。”
卫生部、中国残联等政府机构与国际狮子会的“亲密接触”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自2002年起，国际狮子会共募集了3000万美金的善款，在中国开展了为期十年、共两期的白内障救治活动，使500万患者重新看到了光明。
“3000万美金，500万残疾人的复明手术。500多万几乎等同于一个小国的人口。在中残联与狮子会共同实施白内障救助的过程中，也间接提高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医疗水平。”陈亚安说。同时，由于白内障手术救助效果明显，因此也深受各地政府欢迎。
2002年，广州、深圳试点创办狮子会取得成功。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狮子联会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管下的全国性志愿服务组织。尽管狮子会有国际背景，但在中国残联的积极引导下，使得这个“洋媳妇”很快适应了中国的水土。
“目前，各地政府与联会的合作是成功的，但这不等于说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主要涉及到如何对这样的民间组织进行引导。”陈亚安说。
“起初，会员们都是抱着‘我现在生活得不错，看到周围人生活不易从而尽点微薄之力’——这种非常朴素的思想来参加活动的。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产生‘我做了好事，我很高尚’的想法。”
在对狮子联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陈亚安认为徒有助人的热情是不够的。“授予的时候如何平等对待被授予者，这是一个人权的概念。在你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要送出一份对对方的尊重。因此，我们讲‘正己助人’——帮助别人之前要管好自己。拿出自己的资源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
除了助人观念上的引导，残联还考虑到怎样把办狮子会的理念和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在引导的时候，怎样让狮子会这个组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范自我行为、加强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建设，我们这几年根据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发展纲要；遵守国家法规政策，又不能照搬照抄，还要有自己的特色。”
针对这种“官民共助”的社会救助模式，洪大用谈到了几点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国家对于服务标准应该给予规范，使不同的服务组织能够按照标准办事，更加有利于满足救助需求。其次，政府应该对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过程、资金的来源渠道、筹集等环节进行有效的管理。此外，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组织支持的力度。
在中国，正式注册的有国际背景的民间组织只有中国狮子联会，而残联向来都将它视为“我们中国的会”。“尽管狮子会有国际背景，但在管理上与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会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即使是名人、企业家也同样要遵纪守法，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办事。”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中国狮子联会北京会员管理委员会主席王文生现已辞去之前的工作，专心投入到民间组织的社会救助大军之中。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男士，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举手投足之间却透露着平和与淡定。
这几乎是所有“狮友”身上可以寻觅得到的一种气息。王文生说：“很多人都把慈善、公益、救助想象成大手笔的捐款，其实，每天保持微笑，让周围的人感到心情舒畅，这就是一种公益。”
“助人的同时也是在自助。”这是王文生对自己工作内容的高度概括。而现已是两岁孩子母亲的潘伟，也有着和王文生一样的感受。
几年前，潘伟就职于某著名公关公司，并担任高管职务。然而事业上的蒸蒸日上却未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快乐。
“当时在公司已经做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每天加班就像吃家常便饭。有一次我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钟，却发现自己连午饭都还没顾得上吃。”
一天，潘伟突然问自己：“这种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使得潘伟无暇顾及亲人及家庭，还经常乱发脾气。她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定位。不久，潘伟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投入到各种爱心救助活动之中。
令潘伟感到庆幸的是，在加入联会之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你看到我们开会的场景，你会觉得大家都很放松。我们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经常会为一个救助项目的开展产生争执，这在以其它公司或单位中是不常见到的。但我们知道，大家都是为了能够把项目做好，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人。”
“加入到民间组织一个最大作用，就是能够参与到一些重大的救助项目，并且保持这些项目的持续性。毕竟一个人的力量十分单薄，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陈亚安说，尽管民间组织的救助力量仅仅是政府工作的一种补充，但当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一份助人为乐的爱心时，社会的和谐也就真正达成了。“不敢说我们的作用是能够温暖整个社会，但至少不能让社会的温度降下来。”
现在，潘伟的每一天都过得十分充实，除了公益活动，两岁半的儿子成了潘伟生活的重心。“我希望将来他至少要成为一个有爱心、会帮助别人的快乐的人。”潘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