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截止到2015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已实施两年,但在落实和推进过程中依然遭遇一些困难,虽然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但依然还有很多患者回不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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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杨树(化名)这样的精神病人,光河北六院就有二十多名,住院时长从一年到二十多年不等,有的病人甚至一直在医院住到离世。他们远离亲人,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客观上说,也挤占了本就局促的医疗资源。
■在情感上,家人对杨树不错,弟弟几乎每个月来看一次,平时还给生活费,过年也会接回家住几天。但最终让家人忍痛把杨树推出家门的,是他发病时可能带来的伤害。
■北上广等大城市部分地方已经建立起了社区康复,但在杨树家所在的社区,还无法建立起这样的社会支持机构,没有家人的支持,杨树的原单位也无法为其提供工作岗位,医生对此也束手无策。
■杨树说,自己唯一的念想就是女儿,“特别想见见女儿,一岁多以后就没见过她的样子了,现在应该也长成大姑娘了。”就像所有普通的父亲一样,内心深处,他最惦念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床位紧张,原本只有四十张床的病房,因为病人人数太多,现在已经加到了五十多张。
一面是焦急等待入院的病人,一面却是回不了家的患者。
杨树(化名)就是其中一个。跟主治医生熟络地打着招呼,同病友们时不时来一场牌局,还经常到医院的小便利店去卖货。
住了26年,杨树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像杨树这样的精神病人,光河北六院就有二十多个,住院时长从一年到二十多年不等,有的病人甚至一直在医院住到离世。他们远离亲人,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客观上说,也挤占了本就局促的医疗资源。
但想把他们送出院,却更难上加难。
“一觉醒来,我就已经被送到医院了”
50多岁的杨树,身体有些发福但看起来很结实,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带着些紧张和拘束——看起来就像一位邻家大叔,和精神病患者没半点关系。
二十多年过去,谈起第一次发病的经历,他倒是记得很清楚。
1976年1月6日,杨树还在建筑工地工作,那时他上进心很强,想学技术,但是带他的师傅老让他干重劳力的活,把技术只教给一个是临时工的女同事,这让杨树觉得既委屈又不平衡。
那一阵子,他一直觉得心里憋屈,生气。时间久了,情绪出现了一些异样,他开始怀疑师傅和女同事有不正当关系,还总是出现幻觉。“有一天我就不记得事了,等醒过来,已经被同事送到医院里了,才知道自己病了。”
第一次发病被送到河北六院后,杨树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之前对师傅和女同事的怀疑以及幻觉其实已经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好在发现得比较及时,住院治疗了大概两个月他就出院了,效果很好。
出院后杨树康复得不错,恢复工作后,努力上进的杨树逐渐成为业务班长,1977年唐山大地震,作为业务骨干的他被派去了唐山援建,工作了一段日子后,家人为杨树介绍了一个对象,婚后不久,杨树的妻子就怀孕了。
孩子的到来,让杨树非常幸福,记不清结婚日子的他,却清晰地说出了女儿出生的日子。“我常年在外面工作不能经常看到孩子,不过家里人都说我闺女长得跟我很像。她右脚的二三趾长在一块了,分不开,跟我一样。”说起女儿,杨树满脸笑意。
但是幸福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987年底杨树在外地施工时病情又复发了,由于一直没有坚持吃药,白天上完班,晚上还和同事一起玩牌,连续熬了三天,杨树开始睡不着觉,总是出现幻觉,感觉家里要出事,经常梦见坟头、死人,症状越来越严重。等他再次恢复正常的记忆,已经又被同事送到河北六院了,那是1988年1月。
自从这次发病后,杨树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女儿了,住院不到一年,妻子就提出离婚,“当时我就一个要求,想要孩子,但是法院没判给我,没办法,之后,孩子妈妈再也没让我看到孩子。”说起这事,杨树的话语里带着隐藏不住的悲伤和遗憾。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拖累了弟弟。”
治疗了几个月,杨树的病情稳定了,弟弟觉得他恢复得还可以,曾经带他出院回家住过一段日子。恰逢弟妹怀孕,杨树觉得,自己的到来给弟弟一家添了很大麻烦。 “弟妹大着肚子还要给我做饭吃,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累赘,拖累了弟弟,有一天我就偷偷把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一口气吃完了,然后就昏迷了,醒了以后,又回到医院了。”那以后,杨树再也没有出院。
情感上,家人对杨树不错,“两个姨,一个70多岁,一个80多岁,她们都会来看我,我弟弟几乎每个月来看一次,平时还给我生活费,过年也接我回家。”
但最终让家人忍痛把杨树推出家门的,是他发病时可能带来的伤害。
对于这段经历,杨树闪烁其词,不愿回应。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苏顺英解释,一般男病人和女病人不太一样,有些男病人闹起来会特别厉害,家人有过第一次不好的经历后就特别胆小,一旦有一点症状就会立马把他送过来。
实际上,病人一般在三个月之后就可以出院了,家人应该把病人接回家中,这样更利于康复。住院的这26年间,杨树的病情一直控制得比较稳定,一直保持正常的状态。
不过,杨树没有这么幸运,等到第二次发病还不太严重时,他就很快被送到医院了。
因为伤过家里人,加上父母去世、妻子离婚等原因,杨树便没有了回家的打算,住院时间长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
家属的关心在杨树这里得到了明显的反馈。“有的时候看他很失落的样子,就知道八成是弟弟最近不能来看他了,有时看他很开心,有说有笑,不用问,是弟弟要来了。”打那时起,苏顺英就叮嘱其他有条件的病友家属,每到周末或过年,最好带上病人回家住两天。
“如果离开医院,我不知道能去哪里”
有没有想过离开医院生活,问及这个问题,杨树沉默了一会,“没有,离开医院,不知道去哪,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其实,如果能够出院,杨树可以做很多工作。“大部分体力劳动都是没有问题的。”苏主任说,只要有合适的岗位, 有家庭支持就可以。
医院也一直给杨树提供工作岗位,前些年曾经让他看澡堂子卖票,今年医院专门开了个小便利店,让杨树这样的病人锻炼职业技能。“杨树做得很好,不少精神分裂症患者随着病程延长,会慢慢衰退。但杨树的衰退相对比较慢。”
如果杨树能回归到家庭、社会中进行康复是最好的,《精神卫生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协助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康复训练。
医院曾无数次做家属工作,但都以失败告终,毕竟,杨树的兄弟姐妹现在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病人出现什么问题,通知家属都特别难,本身医院的收费就非常低,还要预先支付费用。”苏主任无奈地说,因为脱离社会的时间太长了,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让他自己过日子,自己坚持吃药,确实也不现实。
北上广等大城市部分地方已经建立起了社区康复,但在杨树家所在的社区,还无法建立起这样的社会支持机构,没有家人的支持,杨树的原单位也无法为其提供工作岗位,医生们对此也束手无策。
在河北省第六医院,像杨树这样的情况,也不止一例,不少病人最后甚至就在医院去世了。
50多岁的杨树,到终老之前这漫长的岁月,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可能依然还要在医院度过,毕竟,医院已成了他唯一的家。
苏顺英主任一直强调,精神病人跟其他人并没有太大区别,可能就是思维想法有些偏执。那些在大街上乱跑的患者,一般是因为得病太长没人给治而导致的结果。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好了,这些现象也就不存在了,解决了他们的难题,也就等于解决了这个家庭的难题,解决了一方平安。“我们希望社会能多一些支持,消除歧视,国家的支持体系能再完善一些,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比如提供专门的就业岗位等,病人们都可以回归家庭和社会。”
在医院,杨树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来,听新闻联播,吃饭后,接着听河北新闻早高峰,了解外面的世界。中午吃完饭后听长篇小说,吃两片药,到两点左右,跟病友们下下棋。晚上再吃两片药。杨树唯一的念想,就是女儿,自一岁多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女儿的样子了,现在应该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就像所有普通的父亲一样,内心深处,他最惦念的还是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