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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京华周刊》记者走进建于1934年的清华大学宏盟楼，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的办公室在其中。
上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电机工程馆，朱镕基曾在此学习四年。
采访几经辗转联络，胡显章抽出时间很不容易，他向记者坦言最近非常辛苦。直到接受此访前两个小时，作为清华大学老领导的他，还一直为百年校庆忙碌着。
胡显章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制造专业，1959年转入光学仪器专业，后留校任教。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胡显章一干就是11年，他还担任过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
他笑言，自己见证了清华文科恢复发展，与清华同转型。
清华贡献社会超过美国任何大学
京华周刊：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如何看待人的价值？
胡显章：大学的存在有大楼、大师、大学精神等要素，梅贻琦校长这里强调了大师。实际上，大师是大学治学以至办学的主体，也是大学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
梅贻琦是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大学要做高深学问时，提出的“大师说”的。他的原意不是说不要大楼，而是强调了大师更加重要，得到大师也更加困难。看重人的价值，在梅贻琦的前任罗家伦身上已得到体现，重视名师和依靠名师的办学传统在清华一直得以延续。后来的蒋南翔也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现在，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把延聘名师和发挥教授作用，作为非常观念性的举措。
总体上，清华重视人的价值得到了传承。除了历史上反右和文革时期，教授们受到了冲击，那是很值得反思的教训。
京华周刊：清华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胡显章：清华精神，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和客观的标准，你很难用几个字非常准确地表达。但另一方面，学校也很重视提炼、总结、归纳学校的精神文化的内涵。在大家心目当中，也有一些共识。
我将其表述为明耻图强的爱国奉献精神、严谨务实的科学求真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会通精神、人文日新的进取求新精神等。这种精神在一系列的文化符号中得到体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人文日新”的校箴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等，这是清华宝贵的精神财富。
清华大学受美国实证科学影响很深，1920级学生送给母校的日晷纪念碑，上面有“行胜于言”四个字。它的意思不是说不要言，而是不空谈，要实干，这种精神是清华可以区别其他学校的特色文化。
京华周刊：清华对国家和时代的特殊贡献体现在哪里？
胡显章：可以这么说，清华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贡献内涵。但是，都离不开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了众多的栋梁之才。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到的：在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培养了17万名优秀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兴业英才、治国栋梁。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460位清华校友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毕业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突出作用。
清华还是国家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顾秉林校长说过，清华“在科技进步和学术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刷新着一项又一项纪录，做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知识贡献”。清华在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还通过多种渠道为社会服务，并以自己的大学文化影响社会文明进程。
美国《世界日报》2008年报道，杨振宁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学校，中国的工业建设成功，清华毕业生起了关键性作用；认为 “中国第一流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贡献，比美国任何第一流大学贡献大。”
政治辅导员制度取得巨大成功
京华周刊：清华1953年初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延续至今。在培养清华政治人才方面，这种制度起到了何种作用？
胡显章：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它的生命力在于一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和辩证法的“双肩挑”：既切实有效地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同时又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党的十六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曾在清华学习过，其中有3人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许多受过政治辅导员锻炼的学生，后来在其他领域也发挥了骨干作用。
这些事实说明，清华创建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功探索。
京华周刊：就像哈佛耶鲁之于美国、牛津剑桥之于英国，清华大学为中国贡献了很多省部级以上高层政治家，清华成为“政治家摇篮”的土壤是什么？
胡显章：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清华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共发展，使得学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在走出校门以后，能够在献身国家与事业中使自己得到发展。
其次，清华精神文化影响了学生，如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行胜于言的校风等。很多学生到工作岗位后十分实干，而且都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再加上学生辅导员制度的锻炼，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的要求。朱镕基曾谈到“追求完美”是他心目中的清华精神。“要做就得最好”，“即使是扫地也要扫得最干净”……这些已是清华人耳熟能详的语言，表达的都是清华精神的精华。
第三，与国家发展的时代特征相关。新中国初期，很多军人走上领导岗位。在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时代，许多工科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在新时期，国家走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道路，面临大量经济、社会、法制、舆论建设课题，此时文科出身或者具有综合学科背景的毕业生，会更多地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现在处在国家领导岗位的多数还是具有工科背景的，但是，可以看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京华周刊：从清华走出了很多学界和商界精英，清华精神如何在他们身上传承？
胡显章：我感觉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要取得成就，除了必要的业务知识和能力以外，都需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有一种善于与人相处的素质，还有不断进取的心态。比如说，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他首先是一个爱国奉献的典范，也具备拼搏创新精神，还能凝聚人带队伍。像这样的典范还有很多，这就不展开讲了。
商界我接触的不是很多。4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清华百年庆典时，我把你的15个采访题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刚好一同排队的是清华同方总裁陆致成，清华同方已经是世界品牌五百强了。我替你问了他这个问题。陆致成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了三点，一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有发展远见，视野比较开阔，看得比较远；三是科学实干，努力把事情做得最好。这都是受清华大学影响而来，讲得是很符合实际的。
人文精神是清华大学灵魂
京华周刊：在人才培养上，清华如何解决“通才”与“专才”的矛盾？
胡显章：通与专的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四十年代，梅贻琦曾有“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的论断。到了新清华蒋南翔时间，面临计划经济大背景和和专业化学术大背景，基本上是按照专才的这种路子来走。值得一提的是，蒋南翔是清华中文系毕业生，他的视野比较开阔，注意继承老清华厚基础的传统，正好当时党的教育方针也是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所以他在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弥补。那时候文科已经都搬出清华了，但是蒋南翔带头开哲学课，他又很重视学生的课外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实际上也弥补了人文、艺术学科上的不足，清华文工团里就出了很多优秀人物，胡锦涛就是当年舞蹈队的。这次校庆演出的时候，参加舞蹈与合唱节目有很多院士和部长是当年学生艺术团的，当时清华文化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针对以往教育中过分职业化的影响和科学与人文割裂的弊端，清华与一批高校开展了文化素质教育。到了世纪之交，清华大学进行了四年一次的为期一年的教育工作大讨论。大家讨论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要加强通识教育，形成了“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模式，这个提法后来被很多学校所接纳。无论是文化素质教育或者通识教育，其目的就是要奠定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使人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变通性的要求。
京华周刊：清华的精神里还缺了点什么，眼下最需要改变什么？
胡显章： 我认为，优秀文化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创新。清华文化传统同样要有与日俱新的态度，如清华人以“行胜于言”为特色，这永远是要加以传承的。但是，面临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新情况，光有“行胜于言”是不够的。
曾在清华、北大生活工作过的清华校友任彦申，写成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对两校的短长做了生动的对比。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办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办得成。如果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所以，清华在继承严谨务实、注重践行的传统的同时，还要向北大学习，思想要更解放一些，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做到敢于批判，敢于突破，大力倡导和培育建设性的批判思维。
清华大学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优良传统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承。例如1999年开始的清华、北大赛艇比赛，原本打算办成延续百年的友好赛事，由于比赛双方过于在意输赢，使业余赛事逐渐带有专业化色彩，甚至出现违规现象，在过完它十岁生日后就夭折了。这种在“追求卓越”和“品牌效应”心态驱使下“失却灵魂”的个案，教训是很深刻的。
京华周刊：清华大学文科复兴价值在哪里，对清华意义何在？
胡显章：清华文科的恢复不仅仅在于学科的布局走向综合，更重要的是为克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奠定了基础，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梁思成先生1948年在清华大学作了关于理工与人文演讲。他指出，科技与人文分离导致了两种畸形人的出现：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奢谈人文的边缘人。
实际上，人文精神、哲学思维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也是人之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一所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文化、有灵魂的大学的基础。当然，文科的发展也为体现学科的综合优势，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保障。
清华不会刻意追求大学排名
京华周刊：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和在校生蒋方舟对清华提出一定批评。清华如何看待批评？
胡显章：我个人的看法，对于一所大学，大学人和社会上有不同看法完全是正常的，大学自身应当有自由探索的氛围，办学者应当有包容的精神，从不同看法中看到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进行认真的反思。比如说，刘道玉先生认为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它可能导致师生“形而上”的思维贫乏，从而窒息了青年人的想象力。我刚才也提到了这点，“行胜于言”是可贵的，但光有“行胜于言”是不够的。
校友蒋方舟也对清华大学提出一些批评，清华大学领导也做了回应。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陈旭一番话说得很好：“学生对学校有意见建议，对人生有多种感悟不是坏事，学校会认真对待并加以改进。学生还在成长过程中，青年人对母校的理解会随着个人成长和阅历的增加，不断改变和加深”。
有人说，清华是不是在学术上进入一流还要考察，但是现在看清华有一流的心态。
京华周刊：清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胡显章：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是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顶尖大学为标准，也有以世界排名100名为标准，清华于1993年提出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当时有人就以进入前百名为目标的；而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则定在世纪中叶。
近些年的一些国际大学排名，清华通常都在50名左右。按照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清华大学名列第35名，美国新闻周刊2011年全球大学排名，清华排在 49。
清华不会刻意追求大学排名，但排名是可以参考的。排行榜均有片面性，关键是清醒自我评估。既要看到我们的差距，也要看到我们的优势。
我们自身有不足，清华在创新文化氛围、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领先学科、著名大师数量等与世界顶尖大学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还缺乏能够影响人类进步的原创性成果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