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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清华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可谓同生共长。而中国之命运，又与中国政治精英之命运同生同长。
一流的国家和民族，必得有一流的政治精英。而一流的政治精英，必得有一流的大学教育。
中国素来有“治国理政”之学的优良传统。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精英与治国良才，皆经受良好的国家教育。而国家教育之昌明，又得力于国家政治之昌明。教育之昌明与政治之昌明，互为补充。
所以，就这一点来看，清华“治国”之学的延续，当是中国政治昌明之烛照与表征。
古代的官学，其实并非“官本位”之学，或“权术精英”之学，而是“治国理政”之学，是专门培养政治精英、高级官僚或治国良才的学术教育机构。可以说，它保证了政治选拔的精英性、权威性和高端性。它是“学而优则仕”儒家思想的典型表征。
某种程度上说，清华一方面传承了中国儒家优秀的“治国”之学的传统，即它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官方精英教育，培养治国干才；
而另一方面，清华由 “庚子赔款”始建，从一开始就延续了西方大学的精英主义传统，历经百年而未间断，这又是中国其他大学所不及的。西方现代教育，侧重于科学、法治、民主和人本精神的构建。故此，清华在中国传统“治国”之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大学精神，即科学求实精神、人文精神和民主法治精神。
或言，清华背靠儒家传统，脚踏中西，会通古今，着力于塑造既有儒家治国平天下，又有现代西方以法治、民主、科学精神为依归的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精英，或能开“治国”之学的风气之先。
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若没有中国本土的精神传统，那么，它只能成为一所照搬别人、没有文化根基的大学，而且，它所培养的政治精英，将没有中国本有的天下情怀与家国意识；而如若缺少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那么它只能培养旧时代的封建官僚，不能有新时代之特征。
中国历来有史官文化，从司马迁著《史记》始，至《明史》终，举凡二十四史（再加上《清史稿》，则二十五史），皆闪烁着史官文化的辉光，而这史官文化中，又有传统教育之功勋，可谓封建文官制度之奠基。
虽然文官制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是文官传统和中国士文化中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精神却是中国文化精神之永恒标志。这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
某种程度上说，清华的教育，即是这种教育传统和士文化精神的延续。民族文化的薪火不但不能熄灭，而且还需越烧越旺。若要越烧越旺，则须注入新的精神内涵，这便是清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及“文理结合、中西融汇”学脉之坚守。
看看20世纪那些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清华学子吧。1920年代，正值中国新旧文化碰撞、新旧政局更替变换之际。而正是在1921年，清华“辛酉级”的五个学子开始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征途。
这五人分别是：浦薛凤、赵瑞侯、罗隆基、闻一多和何浩若。他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尔后又走向了不同的政治旅程，最后又有着不同的政治归宿。
闻一多虽转学美术，但一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旗手，最后为革命献身；罗隆基、何浩若皆是五四健将，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等转学政治学，后皆成国民政府要员。
这一级的清华学生还有吴泽霖、沈有乾、萨本栋、潘光旦、王世圻、吴国桢等人。
分手后的清华同窗，开始各奔前程。国民党“一大”召开后，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制定了联俄联共政策。何浩若于1926年回国后，即加入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他又担任了一团之长，开始了他的军旅报国生涯。
就在罗隆基日夜为“第三条道路”奔走的时候，他的两个清华同窗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扶摇直上。抗战爆发后，吴国桢任陪都重庆市长，抗战胜利后，吴国桢又接连上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上海市长。
何浩若则在1940年1月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处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等职。1945年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受衔陆军少将。
政治上的分野，并不能掩盖他们那种内在的清华人的士大夫气质。
当然，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界与政界，清华园中最具有士大夫精神的还有一人，维新志士梁启超。梁启超早年虽是“保皇党”中坚，但他后来的政治改良思想中，也融入了诸多现代的理念，而且，梁启超一生从未泯灭其政治理想，活跃于各党派之间，是数次政治运动的铁杆参与者。
梁启超的参政从政，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书生从政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上承儒家道统，下启清华诸辈。诸如钱伟长、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巨擘，皆受此书生报国精神之启发。
梁启超这类人，并未沦落为简单的政客，而始终是怀有家国梦想与治国平天下胸怀的学人。梁启超的作用，或许并不是为中国政治厘清了方向，而是为后来的清华学子传承了一种士大夫传统下文人士子家国情怀的精神衣钵。
应当说，前五十年的清华扮演着民主与共和启蒙的角色，后五十年的清华则扮演着助推甚至是主导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之后，校长蒋南翔即着力于以培养新时代的“红色精英摇篮”为清华之新使命，可谓开“治国”之学的风气之先。
在今日的中国政坛闻人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的丰功伟绩，而且看到了他们作为新时代政治精英的新思想、新主张、新战略。
2002年底，胡温上台之初，即开启了为世人所关注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的核心内涵即是和谐思想与民本思想。这个思想，往后看，是中国原典儒家“民本”思想及“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拓展，往前看，则是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浓缩，即“以人为本”。出身清华水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这个既具有传统内涵、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政治理念，着实让政治观察家惊叹。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清华务实精神及“治国理政”情怀的积淀。
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出身清华电子系，其政治履历体现了正宗的“无线电”轨迹，体现了浓烈的清华务实学风与科技治国精神。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出身理工的吴邦国，却在考察清华百年时提出了两个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可谓直指大学精神的内核。吴氏以“文化创新”引领清华的技术创新，足见其对清华人文发展的战略远见。
朱镕基，这位曾有着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实职身份的国家前总理，虽出身电机，但他日后的工作生涯和政坛轨迹，一直体现着鲜明的“经管”色彩，直至成长为中国国家经济的总舵手。朱镕基的总理生涯，体现了鲜明的“朱氏风格”：铁腕、自信、从容、幽默、敢言、务实，并以善于经管著称。而舆论界则对他评价：“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值得一提的是，朱虽出身理工，经管色彩较浓，但他还有一种传统士人的儒雅之风，他那一笔儒雅清润的毛笔字及文学根底，亦颇能体现传统士人文化风范。
有报道称，因为喜爱文科，英语又好，朱镕基刚进清华时“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这也促使他下决心在工科埋头钻研起来。朱镕基的同窗好友、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
朱镕基非常热爱文学。郭道晖记得，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朱镕基还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坛轨迹可见，清华培养的政治精英，打破了中国古代文人治国的传统，由务虚走向务实，由文人治国走向科技治国。
科技精英治国，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范式。当然，在此基础上，政坛经管人才和法治精英亦不可或缺。
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中国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走向市场经济时代，经济的全面崛起，正需要一批既有基层经验、又熟谙经管与法治、还有宏观掌控能力的经济好手。
清华的“治国”之学，并不意味着要大兴“行政化”，并不意味着要开启“官本位”之学和“权谋”之学，而恰恰是要去“行政化”，昌明“经国理政”之学。
未来中国政治，将是科技治国、经济治国、法制治国与人文治国的多元融合，而这种多元融合，有赖于政治精英多重学术背景的培养。这一点，清华将任重而道远。作为一所具有浓厚文化传统的“红色精英摇篮”，清华如能在现有的理工优势基础上，兼顾法治、经管与人文，则中国政坛之光当更光耀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