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科大筹建之路

    现在看来，“南科大”的诞生，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际遇。

    人与人的际遇，人与时间的际遇，人与地点的际遇，人与理念的际遇。如果遇不到对的人，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和对的理念，也许，南科大仍然还在虚幻中。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朱清时，如果不是深圳，如果不是王荣，如果没有教育部的默许，如果深圳没有遇到朱清时，如果朱清时没有遇到深圳，也许，“南科大”在中国还只是空中楼阁。

    而现在，这一切，都因教育部、深圳和朱清时而改变。

    “深圳梦想”与“南科奇迹”

    素有中国改革桥头堡之称的深圳，一直怀揣着“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

    17年前，深圳提出建设深圳大学，当年5月份即获得批准，9月份正式成立并开学，这种奇迹被认为是一种“深圳速度”。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指着南山后海湾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就可以上课。”邓小平回京后跟人说，这就是“深圳速度”。

    老深圳人谈到“深圳速度”时仍然对当年邓小平的这句话记忆犹新。

    然而近10年来，全国各地经济发展迅速，深圳特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优势不再，政府高层危机感日益加深，跨越式高等教育的需求愈发迫切。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迫切地需要对人才培养机制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南科大”的创意即由此而来。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目标是参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学，计划经过若干年努力，办成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初步设想，无论是研究轨道还是教学轨道上的师资，50%以上都由海外引进。希望培养大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为深圳提供强大的动力。

    据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介绍，当时深圳市政府对南科大是这样设计的：在办学体制机制上，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办学经费方面，主要由政府投资，再吸纳民间资金，成立基金会统一管理和运作；办学方式上，各学院可与国外知名大学合办，让南科大可以“一下子在一个国际的平台上成长”；人才选聘上，将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先全球选聘校长，再由校长出面，招学术带头人。

    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深圳市政府即明确地为“南科大”树立了一个榜样——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的香港科大，是一所真正意义上“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大学。办学仅20年，已在各类排行榜上跻身亚洲三甲、世界前五十。

    有人将其“速成”的秘诀总结为两个词：钱和制度。这所大学创办资金近20亿美元，白花花的银子配以现代化的大学管理制度，最终令教授和学生趋之若鹜。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设史，香港科技大学也绝对是个“传奇”。

    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仅十几年，就已经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一些专业甚至处于世界一流。

    而这所学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们普遍认为，一是办学理念国际化，半数以上师资来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办学方式。

    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这个特区不假思索的抉择。

    同样怀揣梦想的，还有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校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壮大发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隐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典型。

    2005年，钱学森院士这样感慨：“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而在进行这样思考和实践的，朱清时就是其中之一。

    朱清时遭遇深圳

    除了想在经济改革上迈出一步之外，深圳还想在教育改革上跨步前进。但是，这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在中国教育体制的利剑之下，谁愿意来充当这个破冰者呢？

    或许，大多数人只能说，但不敢做，而朱清时既敢说、又敢做。历史使命便落在了朱清时身上。

    但一开始，朱清时并不是南科大的唯一人选。当时，深圳方面邀请了教育界专家、学者、官员组成校长评审委员组。2008年，南科大校长选拔工作开始，一下子吸引了全球目光的关注。2008年，这是一场动用了猎头公司的全球遴选，和“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的传统体制比起来，意义不言而喻。

    根据南科大的定位，确立校长选拔标准——这个人必须同时是科学家、管理学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选人经过几轮筛选，变成了一份10人名单。

    不过，猎头公司并非遴选过程的全部，也无决定性作用。一位参与组织遴选工作的负责人说，准确步骤是：由猎头公司和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委员会主任，是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穗明。“遴选委员会不是市委常委会，更不是科长处长组成的，里面专家学者的比例超过70%。”这位负责人说。

    这说明，南科大校长的遴选，既遵循了严格的组织程序，又体现了专家特色。

    2009年，朱清时被南方科大校长全球遴选委员会相中。

    这似乎是理想与现实“接轨”的最佳选择。之所以选择朱清时，深圳方面的说法是，朱清时是信奉改革的教育家，任中科大校长期间，他曾以坚决抵制扩招、无视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等赢得声誉；同时，他是一名中共党员，“政治上靠得住”。

    事实上，深圳市的这种评判，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包容性。而朱清时本人也懂得利用这种身份推行改革。

    上任不久，朱清时即提出兼任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样，就不会违背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尽管呼声最高，朱清时一开始并不心动。担任中国科大校长10年，他劳心劳力，疾呼改革，频频在平面媒体和电视亮相，痛陈中国教育之困局，却并不被理解。

    但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劝朱清时：“你来吧，这可能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这句话打动了朱清时。

    吴家玮告诉朱清时，深圳这次就是想以最快的速度建一所类似香港科大这样的大学。为了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可谓不惜一切代价——聘请最好的校长、最强的教授，一切唯求学术上的强大。行政方面，只要是合理的需要，都给你开绿灯。

    尽管有着蜜月，然而，更多的还是在碰撞中磨合。

    朱清时举了一次行政楼修缮的经历为例。深圳政府将原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划给南科大作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明天找人来修。

    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朱清时急了，下属的解释更让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规章制度，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定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

    朱清时说，“一个月的时候，投标还没搞呢，哪谈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领导，这种事情都要花这么长时间，我还怎么建学校啊？”

    好在市政府全力支持，决定“网开一面”：给南方科大每年一千万元机动经费，校方可以不走程序，自由决定将这笔经费用到需要的地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甚至，他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时表示，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复，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去行政化”试水

    筹建中的南科大，一开始就显现出了朱清时“去行政化”的试验性。

    在长达三年零六个月的筹建、南下履职一年零一个月之后，2009年10月14日，正在北京会议中心参加院士研讨会的朱清时，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了办学进展。

    同年10月20日，教育部召开专门会议，批准南科大筹备建设。虽然会上已经批准南科大筹设，但是还没有正式下发文件。由于下发文件需要多道程序，距离正式下发文件仍然需要一段时间。

    2010年年9月，南科大开始面向全球招聘高级人才。拟聘的高级人才岗位包括领军教授、讲座教授、教授（或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6类，朱清时还带队到日本和美国等地招贤纳才。

    但因为学校的薪酬方案未获批准，待遇不能确定，虽然咨询、投递简历的海内外人才非常多，但双方始终无法签约。

    薪酬方案的获批极大地推动了南科大全球招聘的进程。

    根据方案，领军教授的年薪将从115万元起步，向香港知名大学看齐。

    根据南科大的要求，领军教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应学力，有在国际知名大学（或知名研究机构）担任正教授（或研究员）的经历；学术造诣深厚，在专业研究领域取得国际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享有学术领导地位；具有丰富的教学和人才培养经验，以及特别强的科研组织能力。南科大的目标是：大学建成后将力争引进20名至30名世界一流领军教授。

    2010年9月30日，50多名应聘者走进了南方科技大学(筹)的考场，这是南科大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开招聘考试。

    据悉，为了能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朱清时亲自命题。开放式的题目和考试方式，令不少应聘者感慨：没有真才实学，想进南科大可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全球招聘教授，朱清时也很激动。因为深圳市给了南科大这个自主权。“这在中国内地还是第一次。要知道，现在大学校长都是上级任命，且不少过去是行政官员。深圳这个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思路。它显示了一个办学理念：大学不是先盖大楼，而应该先引进大师，以校长招聘为核心，先确定校长，再会同校长商定其他人才招聘。”

    朱清时与教育部：博弈与进退

    朱清时本来一开始雄心勃勃，然而，越到后来，却屡遭挫折，这让他开始与教育部、与深圳市政府之间，进行了一场政治智慧的博弈战。因为博弈，所以有进退。

    一所以“去行政化”为宗旨的大学，却在筹建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行政化”的挑战，远远出乎朱清时和深圳市政府的预料。

    按说，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财力；朱清时既有改革的坚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双方携手，却发现，原来“合作”与“创新”的过程，也许还要经过“磨合”与“习惯”，甚至是“妥协”。

    现在，用朱清时的话来说，自上任那天开始，他就被扔进了冰窟窿，每天要靠吃几种不同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表示自己从未做过这么难的“实验”。

    第一个险些迈不过去的坎，是学校如何得到教育部的承认。

    2009年9月15日，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便来到新校区施工现场，明确表示“南科大未批先建”。

    另一个质疑直接针对南科大的校名，有人提出，教育部规定新建高校不允许使用“中国”“南方”等大词，南科大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

    朱清时采用的对策是借助媒体，那段时间，他开始大量接受采访，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改革理念。有观察人士指出，借助民意是朱校长的一步好棋。

    在2009年年底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时候，朱清时与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进行了一次“鼓舞人心的谈话”，并取得了袁贵仁的支持。

    20天后，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温家宝问朱清时，“你最近是不是去深圳搞了个南方科技大学？”合影留念时，温家宝又把朱清时拉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南科大的教改情况。

    此后，教育部内部关于校名的争议便平息了：“总理都叫南方科技大学了，肯定也不能再叫别的名字了”。2010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也率教育部专家考评组到深圳，对南科大的筹建工作表示肯定。

    教育部副长鲁昕甚至还说：如果事事都要上级批准，那就不可能有改革。

    也许，改革，不光要有胆识和勇气，还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

    在朱和深圳市多方努力之下，2010年9月，教育部为南科大“开绿灯”，专门开会研究南方科大问题。“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了。”朱清时说。

    不过，一份发布于1986年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卡住了教育部对南科大筹建工作的批复。根据该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其中，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计划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0册，这对于首批招生计划50人的南科大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朱清时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条例。开始他以为教育部批准后，就可以招生，没想到教育部批复“筹建”。而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一到五年时间。　

    他有些后悔：早知如此，南方科大应该坚决跳过筹建步骤，申请正式建校招生。

    但是，对于南方科大来说，只有招生了，试验才能真正启动。经过争取，教育部允许南方科大与中科大联合招生。这已经是为改革试验开绿灯——以往，尚在筹建阶段的学校，连联合招生的资格都没有。

    南方科大计划从报考中科大少年班落选的苗子里，挑选可塑之才。这时，另一道政策“紧箍咒”传来：联合招生的学生，都必须是中科大学籍。

    这让朱清时再次感觉“掉进了坑里”：“我们如果只是对中科大的学生进行异地教学，改革试验的意义就很小了。”

    朱清时决定不再等待。他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跳出现行教育体制，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最重要一步是：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苏刘溢们将获得由南方科大授予的学位。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教育部是否承认此学位，尚是未知数，万一不认可，学生们毕业后能被社会接纳吗？家长们能放心让孩子来吗？但在朱清时看来，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依法治校”

    朱清时并不是一个莽撞的激进改革者，而是一个具有清醒政治头脑的理性改革者。他既然知道选择了这条路永不能回头，就知道该如何往前走，而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他又选择了适当的退守。

    朱清时深知，教育“去行政化”的拦路虎就是没有法律依据。

    因此，今年的两会中，他提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为“去行政化”扫清法制上的障碍。

    为了达到这一改革目的，他决定利用特区立法权，以现代大学管理思路，制定一份《南方科技大学条例》，为学校以“教授治校”运转保驾护航，同时，强调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

    具体而言，条例中将设置理事会、学术与教育委员会、校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机构，明确政府、学校、社会、学生、行政、学术的权界。

    这在内地尚无先例。香港科技大学正是通过地区立法，拥有了自己的条例。在条例保护下，香港政府虽然对学校建设斥以巨资，但对学校的干预却几近于零。“有了条例作为法制基础，就能保证不管我后面来的是什么人，都可以朝同一个目标走。”朱清时说。

    然而，“依法治校”，这条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一江之隔的深圳却经受着各种考验。2010年9月，朱清时感慨，困难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但经过这一年，我们逐渐摸清了路子，学会了怎么和政府打交道，筹建工作也渐入佳境。

    此时，南科大的几个重要文件正在等待深圳市政府通过。第一个是《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条例》，这等于是《南方科大章程》“立法”的前一步，因为“立法”是一个3-5年的过程，如果先有一个管理条例，就可以使南方科大从一开始就依法治校。第二个是南方科大聘用人员的工资、待遇、年金等各种薪酬福利方案。朱清时说，“如果顺利通过，我们就可以正常运作了。”

    几个月后，这一薪酬标准才得到政府各部门的认可。而今年3月4日，《南方科技大学临时管理办法》已制定完毕，即将出台。

    2010年9月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的一句话，或许表示了广东政府对朱清时和南科大的肯定：“希望他们的改革创新能走出一条路子！” 

    改革不能靠等批复

    等待批复往往是痛苦的。关键是，这样一直等下去，会不会有结果？

    “如果一直这样等下去，那么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朱清时说，“与其这样等下去，还不如放手自己干。”

    于是，2010年12月8日，南科大毅然召开招生说明会，与中学、企业代表商讨自主招生事宜。目前，南科大不但发布了自己的招生简章，而且还招到了第一批学生。

    与此同时，朱清时更向社会发出公开信，呼唤特区精神的回归。这其实是一种姿态，是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作出的表态。 

    在这封1700多字的信件中，朱清时指出，如果按照旧的规章制度，南科大一步到位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圳人已经懂得，改革不可能不与旧的规章制度发生冲撞，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深圳精神就是“敢闯”。 

    “三十年前，第一批丢掉铁饭碗下海人的勇气、小岗村人分田到户的激情，鼓舞着我们决心迈出今年自主招生的第一步”。朱清时豪迈地说，为了确保教改试验班顺利进行，学校希望每位自愿报考的学生及其家长都能充分理解这项改革的意义和实际情况，并与每位学生和家长签订协议书，以确保他们参与教改试验班完全自愿。

    在这些小步累积起来的胜利和障碍里，朱清时看到了中国教育界深层次的弊病。“(那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中国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这个行政化已经被法制化了。”南科大想按照预想的走下去，这是不得不破除的困境。

    “改革不能完全避免错误，不能完全遵守过去的规章制度，更不能事事都要上级批准。如果都让上级批准，那就没有改革可言了；换句话说，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把改革的风险都推给上级了。”朱清时似乎悟出了在中国该如何理性地推进改革。

    “我们很想大声疾呼，有领导同志意识到这一点，站出来说：‘让南科大做个教改特区！让他们试！他们试这些东西不管结果如何，对国家都有好处！没有什么危险！有后果我负责！’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困境。”朱清时说。

    400多天的教改实践，让他在探索与人打交道的路上，学会了“妥协”。这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实在罕有。

    “可以让步的尽量让步，毕竟我们要获得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特别是政府的支持，必须要做一些妥协，让他们也满意。”但是，“原则问题是不妥协的，比如今年招生，我们不妥协；自授文凭自主招生，我们不妥协。”朱说。

    妥协的背后，也许是一种无奈，也许是一种智慧。改革，既需要胆识和勇气，更需要智慧。

    “教改特区”？

    妥协，或许恰恰是另一种进步。朱清时毅然选择了不再等待教育部的批复，就等于是选择了暂时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却有可能让深圳出现“教改特区”的曙光。

    时任深圳市蛇口区委书记、改革元老袁庚曾说过，深圳要追求速度，需要“杀出一条血路”，而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履新广东时，也曾说过“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现在，朱清时的南科大教改探索，也是在“杀出一条血路”。

    也许，当年深圳大学于1983年初向中央提交建校报告，5月就得到批复的那种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这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教育改革，恰恰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曙光。  

    但作为校长，他们并不是“为所欲为”或者“天不怕地不怕”，据说当时深大悄悄进行的一些改革，广东省和深圳市的相关领导都知道，“一位深圳市领导拍着胸脯对我说，你们放手干，出了问题我来承担。”深圳大学原校长罗征启说，现在呼唤深圳速度、特区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有敢于干事、敢于承担责任的官员。

    也许，改革者和官员之间，早已存在一些默契。这就是说，改革需要遇到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人，天时、地利、人和。

    事实上，朱清时与教育部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微妙的默契。这种默契，表现在教育部对朱清时几次汇报的默许上。教育部的表态很有意思，也很有策略性：部长、副部长口头表态支持，但在正式文件中却迟迟不批复。

    为什么不批复？

    有人认为是教育部言而无信。但是，教育部不批复，是不是就意味着不同意呢？教育部的态度其实也很纠结，所以不得不打一场智慧战：既表明在私下同意，却又不以公开文件的形式明确同意。

    这主要基于两层策略考虑：一是在现行体制下，没有南科大这样的先例，教育部不可能予以明文批复。教育部一旦批复，也就意味着开了一条口子。二是教育部不批复，也未说明确反对，而实质上是一种默许态度，背后的潜台词则是：南科大可以试着走，走着看。

    其实，教育部是在和朱清时打心理战：南科大你看着走吧，至于走到什么程度，那是你自己的事。走对了，再推广不迟，走错了，与教育部无关，因为我没有批复你。

    如果我们能理解中国的体制现状，便能理解教育部的良苦用心：既纠结无奈又不敢向前走一步，所以只能沿用中国式行政权力的狡黠。

    而朱清时显然也从中悟到了一些真谛。既然教育部不批复，那我就自己干，不等你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了，我已经被逼得走进这个“深坑”了，我不可能再爬上来。此外，朱清时也是想以此探探教育部的底，以身试“法”。

    而教育部其实也是希望南科大能自主招生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至于成败与否，或许南科大可作为一个试验田。

    对于南科大来说，今天能够招收50名学生，而教育部又持一种默许的态度，这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妥协。

    正如白岩松所说，也许，教育改革者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者，在面对问题的立场上，也许双方都有契合之处，但是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需要双方找到一个契合点，这就是一种妥协。

    这种体制环境下，朱清时、教育部和深圳，都只能如此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