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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何廷
1957年出生，北京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长途电信学校电信专业。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工作至今，现为北京最后三名电报员之一。
北京长安街西侧，中南海之南，有一座山字形建筑，它的钟声自1958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响了近60年，早已成为北京人心中的十大建筑之一，这就是北京电报大楼。
“这里戒备森严，由中央军委派兵驻守。”在电报大楼门口，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这座大楼最风光的时期，有近千名报务员在收发报室摩肩接踵地传报。而今天，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电报业务在日渐萎缩，电报大楼也无法幸免。昔日门庭若市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只有零星的工作人员坚守阵地。
推开收发报室的门，人们通常只看到3位老报务员仍守着发报机工作。他们是北京最后的3位报务员，其中资历最老的白何廷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即将离开这个他付出了40年时光的地方。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正准备办理退休手续。“以后就没有报务员这个岗咯。”说这话时，白何廷像是在叹息，又像带着看透世事变迁后的豁达爽朗。
一份电报曾有20 多道工序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很多人对报务员最早的记忆：在一间逼仄狭小的密闭房间里，一排身穿军装的人头戴耳机，表情严肃地坐在电传机前滴滴答答地敲打。他们面色冷峻，仿佛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冷血动物。《环球人物》记者在去电报大楼之前，想象中的白何廷也是这个样子，而他同事的一句话更坚定了记者的猜想——“他不爱说话，不爱抛头露面，是个沉默的工作者。”
走进白何廷的工作室，一位男士便热情地迎面走了过来，一把握住记者的手说：“您好您好，这边坐。”记者环顾四周，还在寻找白何廷的身影，却听到他说：“我是白何廷。”记者颇为意外：“您不是不爱说话吗？”他却笑道：“只要跟电报有关，我就是个话匣子。”带着一丝好奇，记者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鬓角略微斑白的老人，一身笔挺的黑色中山装，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口，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精神抖擞，完全不像传统行业里不修边幅的老工匠。
尽管年届60岁，但40年来对电码的反复记忆，让白何廷每听到一个汉字，就能条件反射般地顺畅说出对应的4个阿拉伯数字代码。“3883是环，3808是球，0086是人，3670是物。”面对记者的提问，白何廷对答如流。他的双手并排放在桌上，手指偶尔敲打桌面，就像搁在打字机上一样。“不敢说每个汉字的电码都记得，但基本上没差。”
虽然记电码是报务员的基本功，但光记住也没用，还得会“数”。“电报有多少字，你得一个不少地数出来。”跟很多人一样，刚进电报大楼那会儿，得知每天要数数，白何廷心里不大乐意，颇有杀鸡焉用宰牛刀的感觉。“这叫什么难事儿，小学生也会做。”但慢慢地，他发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从发报人把电报内容递给营业员，再到营业员转给报务员，最后把电报发出去，中间有20多道工序，人为看错或者打错字不说，机器指不定哪块儿因为电压不稳，出现变字。”白何廷说，“数字数就是为了纠正错误，这是小学生做不到的。”
随着技术迭代，有些地区的电报线路已经老化坏掉，还有些地区干脆抛弃了这种老旧的通讯手段，这些情况白何廷了如指掌。“北上广的电报大楼都还在运行，但长沙就不行了，深圳这种新兴城市，压根没有这业务。”他说，“北京电报大楼是全国电报中枢，我是这里的报务员，记住这些是我的本职。熟能生巧，没啥好炫耀的。”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在北京电报大楼后面的一片绿草坪上，有一块刻着“电报百年”的石碑，是2005年为了纪念电报诞生100周年修建的。“虽然现在电报行业式微，但它也有过辉煌。立这块石碑算是对历史的铭记。”白何廷对记者介绍。倒退几十年，这座如今庭院萧瑟的大楼曾由中央警卫部队镇守，分量可见一斑。作为这里的一分子，白何廷一直很骄傲。“这可是北京市的一张名片，咱旁边就是中南海，一到过年过节，领导都上这边来慰问。我听说周总理还来这儿跟报务员一块参加过联欢会呢！”
刚来电报大楼时，白何廷还是一个小青年，看着楼道里毛主席的题词，就备感自豪和光荣。“他老人家可是专门给咱们通讯战士题过词的，就在进门的墙壁上。”说话间，他兴高采烈地把记者领到题词处，指着墙上的字，铿锵有力地念道：“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当时，这句话的确是对电报工作者最恰当的形容。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是白何廷进电报大楼的第一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人。“一楼的营业大厅多大啊，全挤满了，水泄不通。”在他印象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灾难。“那时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但又希望听到报平安的消息。”当时，唐山的情况只能通过传到北京的电报来了解，电报和报务员的意义就在此刻突显出来。整栋电报大楼将近900名报务员分成了4拨倒班，一连好几天，整栋大楼灯火通明，从未中断。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安排到唐山抢修通讯设施。“说是下班也不算下班，只是回去给孩子、老人做顿饭，就又回单位工作了。”
再往后，单纯的文字电报已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于是电报行业推出了礼仪电报，根据顾客的要求送花篮、蛋糕等礼物。白何廷告诉记者，由于这个新业务，他的一位同事还成全了一桩好事：有个坚持不懈的小伙子，为追求心爱的姑娘，每天都为她订“鲜花电报”。这位同事为他送了半个月，姑娘终于答应了，两人喜结连理。白何廷笑着说，后来也有不少情侣通过礼仪电报走到一起，还特意向送电报的同事道谢。
发电报已成了情怀
当然，不论电报怎样别出心裁，因为技术的限制，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大潮，在新型通讯手段的崛起中，电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回忆起往昔的盛况，白何廷仍兴奋不已。
在电报业务最繁荣的年代，仅北京的电报月收发量就超过300万份，而电报大楼一天的收发量能达到10万份，到了白何廷这儿，一天几百份电报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座机少，一部要四五千，普通人用不起，就用电报，便宜。一个字只要7分钱，而电报往往就几个字，诸如‘母子平安’‘儿安好，勿念’经济又实惠。”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座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机和互联网也开始崭露头角，电报业务量骤减。如今，一个月的电报量用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今天还没收到电报，前天倒是有两份。”白何廷说，“虽然价格涨了一倍，每个字1毛4分钱了，但也不贵。只是相对于微信等即时消息来说，确实不太方便。”
现在，仅有边防、海事等特殊机构还在使用电报。一些非公约船舶也保留着电报设备，定时接收海事部门提供的安全信息。白何廷用过的55型电传机，早已进入电报大楼的博物馆。后来的打字机也从半自动变成了全自动。“以前收发一份电报的20来道工序，需要20多人参与，现在只要我一人就行了。”
曾经从白何廷双手下集散的电报形形色色，数以万计，有来自党政军机关的机密，也有来自新华社的社论，更多的则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现在，还会走进电报大楼发电报的人，只剩下几个熟面孔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发的是个情怀，一般人哪儿还用这个。”白何廷笑道。就像现在，即便有了数码相机，依然还有人会用胶卷相机；有了MP3，依然还有人听唱片；有了各种代步工具，依然还有人徒步旅行。坚守初衷，不因为变化而改变情怀，这正是白何廷的真实写照。
尽管电报如今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白何廷也退休在即，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没有失落和伤感。他坦然道：“时代变化是必然的，人要与时俱进。中国13亿多人，干报务员这行的屈指可数，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就足够了。”对于年轻人来说，电报虽然陌生，甚至从未用过，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不重要。它曾代表了一个通讯时代，也是在浩瀚的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发明，人们曾经切切实实地从中受益。也许有一天，电报终将被人们遗忘，可在那之前，它无处不在。
周 报杂 志 
发报员白何廷 守望“消逝的电波”
白何廷
1957年出生，北京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长途电信学校电信专业。1976年进入北京电报大楼工作至今，现为北京最后三名电报员之一。
北京长安街西侧，中南海之南，有一座山字形建筑，它的钟声自1958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响了近60年，早已成为北京人心中的十大建筑之一，这就是北京电报大楼。
“这里戒备森严，由中央军委派兵驻守。”在电报大楼门口，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这座大楼最风光的时期，有近千名报务员在收发报室摩肩接踵地传报。而今天，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传统电报业务在日渐萎缩，电报大楼也无法幸免。昔日门庭若市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只有零星的工作人员坚守阵地。
推开收发报室的门，人们通常只看到3位老报务员仍守着发报机工作。他们是北京最后的3位报务员，其中资历最老的白何廷已经到了退休年纪，即将离开这个他付出了40年时光的地方。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正准备办理退休手续。“以后就没有报务员这个岗咯。”说这话时，白何廷像是在叹息，又像带着看透世事变迁后的豁达爽朗。
一份电报曾有20 多道工序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很多人对报务员最早的记忆：在一间逼仄狭小的密闭房间里，一排身穿军装的人头戴耳机，表情严肃地坐在电传机前滴滴答答地敲打。他们面色冷峻，仿佛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冷血动物。《环球人物》记者在去电报大楼之前，想象中的白何廷也是这个样子，而他同事的一句话更坚定了记者的猜想——“他不爱说话，不爱抛头露面，是个沉默的工作者。”
走进白何廷的工作室，一位男士便热情地迎面走了过来，一把握住记者的手说：“您好您好，这边坐。”记者环顾四周，还在寻找白何廷的身影，却听到他说：“我是白何廷。”记者颇为意外：“您不是不爱说话吗？”他却笑道：“只要跟电报有关，我就是个话匣子。”带着一丝好奇，记者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鬓角略微斑白的老人，一身笔挺的黑色中山装，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口，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精神抖擞，完全不像传统行业里不修边幅的老工匠。
尽管年届60岁，但40年来对电码的反复记忆，让白何廷每听到一个汉字，就能条件反射般地顺畅说出对应的4个阿拉伯数字代码。“3883是环，3808是球，0086是人，3670是物。”面对记者的提问，白何廷对答如流。他的双手并排放在桌上，手指偶尔敲打桌面，就像搁在打字机上一样。“不敢说每个汉字的电码都记得，但基本上没差。”
虽然记电码是报务员的基本功，但光记住也没用，还得会“数”。“电报有多少字，你得一个不少地数出来。”跟很多人一样，刚进电报大楼那会儿，得知每天要数数，白何廷心里不大乐意，颇有杀鸡焉用宰牛刀的感觉。“这叫什么难事儿，小学生也会做。”但慢慢地，他发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从发报人把电报内容递给营业员，再到营业员转给报务员，最后把电报发出去，中间有20多道工序，人为看错或者打错字不说，机器指不定哪块儿因为电压不稳，出现变字。”白何廷说，“数字数就是为了纠正错误，这是小学生做不到的。”
随着技术迭代，有些地区的电报线路已经老化坏掉，还有些地区干脆抛弃了这种老旧的通讯手段，这些情况白何廷了如指掌。“北上广的电报大楼都还在运行，但长沙就不行了，深圳这种新兴城市，压根没有这业务。”他说，“北京电报大楼是全国电报中枢，我是这里的报务员，记住这些是我的本职。熟能生巧，没啥好炫耀的。”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在北京电报大楼后面的一片绿草坪上，有一块刻着“电报百年”的石碑，是2005年为了纪念电报诞生100周年修建的。“虽然现在电报行业式微，但它也有过辉煌。立这块石碑算是对历史的铭记。”白何廷对记者介绍。倒退几十年，这座如今庭院萧瑟的大楼曾由中央警卫部队镇守，分量可见一斑。作为这里的一分子，白何廷一直很骄傲。“这可是北京市的一张名片，咱旁边就是中南海，一到过年过节，领导都上这边来慰问。我听说周总理还来这儿跟报务员一块参加过联欢会呢！”
刚来电报大楼时，白何廷还是一个小青年，看着楼道里毛主席的题词，就备感自豪和光荣。“他老人家可是专门给咱们通讯战士题过词的，就在进门的墙壁上。”说话间，他兴高采烈地把记者领到题词处，指着墙上的字，铿锵有力地念道：“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当时，这句话的确是对电报工作者最恰当的形容。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是白何廷进电报大楼的第一年，他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人。“一楼的营业大厅多大啊，全挤满了，水泄不通。”在他印象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灾难。“那时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但又希望听到报平安的消息。”当时，唐山的情况只能通过传到北京的电报来了解，电报和报务员的意义就在此刻突显出来。整栋电报大楼将近900名报务员分成了4拨倒班，一连好几天，整栋大楼灯火通明，从未中断。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安排到唐山抢修通讯设施。“说是下班也不算下班，只是回去给孩子、老人做顿饭，就又回单位工作了。”
再往后，单纯的文字电报已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于是电报行业推出了礼仪电报，根据顾客的要求送花篮、蛋糕等礼物。白何廷告诉记者，由于这个新业务，他的一位同事还成全了一桩好事：有个坚持不懈的小伙子，为追求心爱的姑娘，每天都为她订“鲜花电报”。这位同事为他送了半个月，姑娘终于答应了，两人喜结连理。白何廷笑着说，后来也有不少情侣通过礼仪电报走到一起，还特意向送电报的同事道谢。
发电报已成了情怀
当然，不论电报怎样别出心裁，因为技术的限制，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大潮，在新型通讯手段的崛起中，电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回忆起往昔的盛况，白何廷仍兴奋不已。
在电报业务最繁荣的年代，仅北京的电报月收发量就超过300万份，而电报大楼一天的收发量能达到10万份，到了白何廷这儿，一天几百份电报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座机少，一部要四五千，普通人用不起，就用电报，便宜。一个字只要7分钱，而电报往往就几个字，诸如‘母子平安’‘儿安好，勿念’经济又实惠。”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座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机和互联网也开始崭露头角，电报业务量骤减。如今，一个月的电报量用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今天还没收到电报，前天倒是有两份。”白何廷说，“虽然价格涨了一倍，每个字1毛4分钱了，但也不贵。只是相对于微信等即时消息来说，确实不太方便。”
现在，仅有边防、海事等特殊机构还在使用电报。一些非公约船舶也保留着电报设备，定时接收海事部门提供的安全信息。白何廷用过的55型电传机，早已进入电报大楼的博物馆。后来的打字机也从半自动变成了全自动。“以前收发一份电报的20来道工序，需要20多人参与，现在只要我一人就行了。”
曾经从白何廷双手下集散的电报形形色色，数以万计，有来自党政军机关的机密，也有来自新华社的社论，更多的则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可现在，还会走进电报大楼发电报的人，只剩下几个熟面孔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发的是个情怀，一般人哪儿还用这个。”白何廷笑道。就像现在，即便有了数码相机，依然还有人会用胶卷相机；有了MP3，依然还有人听唱片；有了各种代步工具，依然还有人徒步旅行。坚守初衷，不因为变化而改变情怀，这正是白何廷的真实写照。
尽管电报如今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白何廷也退休在即，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没有失落和伤感。他坦然道：“时代变化是必然的，人要与时俱进。中国13亿多人，干报务员这行的屈指可数，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就足够了。”对于年轻人来说，电报虽然陌生，甚至从未用过，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不重要。它曾代表了一个通讯时代，也是在浩瀚的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伟大发明，人们曾经切切实实地从中受益。也许有一天，电报终将被人们遗忘，可在那之前，它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