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案中的民政部长

    去年末，有一道谜题萦绕在很多人心头。2016年12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于10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讲道:“（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有一名中央委员和一名中央纪委委员就‘请假’了，因为他们所领导的部门出现了系统性腐败，中共中央决定对他们问责。”此言一出，媒体纷纷推测这两个人是谁。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因为他在王岐山讲话的当天下午就被免去民政部党组书记一职，11月又被免去民政部部长一职。

    2017年1月9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罗东川表示，根据巡视和群众举报，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原副部长窦玉沛在管党治党方面失职失责，要追究责任，中纪委正在对二人进行审查。8天后，那位“请假”的中纪委委员也浮出水面——中纪委官网刊发文章，提到“派驻民政部纪检组原负责人缺乏担当精神，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受到责任追究”。这位“原负责人”，说的是曲淑辉，她在2008年至2016年担任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组长。三员“大将”落马，使“民政部窝案”一词不胫而走。

    “他从没真正把自己当玉田人”

    履历显示，李立国是河北玉田县人。他出生的罗卜窝村与天津交界，距离玉田县城大约一小时车程，农田遍布，白杨广种，在当地人眼里属于偏远贫穷地区。从大路下来后，在村西头有一条长约两公里的泥土路，弯折崎岖，坑洼无数，下雨后泥泞难行，出租车也不接这里的活，因为跑一次可能还赚不回维护费。隔壁村前几年引进新西兰技术办的养牛厂，是附近唯一像样的工厂，连绵的白色厂房倒显得与这里格格不入。

    罗卜窝村的“宝坤超市”是村里人常来常往的聚会聊天之地。《环球人物》记者在这里见到了李立国的堂弟李德运（化名）和李德运的亲家、超市主人杨宝坤。

    在罗卜窝村，李家是大族，李立国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李立国无疑是这个村庄走出的“一号人物”，可《环球人物》记者在玉田走访期间发现，不论老少、官民，都对李立国这个人很是陌生，在当地村委会的记录中，也查找不到李立国的任何信息。

    李德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李立国的父亲李俊山是位老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告别妻子，离开老家，投身革命事业，一路随部队打到东北。沈阳解放后，他便在沈阳扎了根。“听老人讲，李俊山跟家里人闹了矛盾，一气之下就走了。”杨宝坤说，“据说是他觉得家里人对他不好，疏远了他，心里不平衡，所以他去了沈阳后从来不跟老家的任何人联系，赌气呢。”

    “村子里见过李立国的人很少。我出生的时候他就不在家里了。打他8岁那年跟着母亲到沈阳投奔他父亲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李德运说，李立国的两个弟弟是在沈阳出生的。

    李立国离开罗卜窝村后，彻底“失联”。“没有任何书信来往，也没有其他联系方式。”李德运说，“只从村里老人口中知道，他们家在沈阳过得不错。那时候，沈阳是重工业基地，沈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前些年，李德运的妹妹因为肠胃不好，生了场大病，在老家没条件医治，走投无路之下，想到了沈阳的堂哥李立国。“我就带着妹子去了，但是他不接待。”李德运回忆说。那次跟他一起去的还有李家的其他亲戚。众人吃了闭门羹后心灰意冷，对李立国也就没了念想。

    李俊山也只在1991年老父亲下葬时回过一次老家。当时，李立国没有来。对于李立国在沈阳做什么工作，李德运一无所知。他第一次见到李立国的样子还是在电视上。十几年前，李立国以民政部副部长身份出现在《新闻联播》里，李德运看到后说：“那是我们村的立国吗？”后经确认才知道堂兄已经到北京任职。

    “没想着沾他的光。你看看这村里，穷成什么样子？他那么大个官也没回来搞点建设，指望不上。现在人都被查了，更指望不上。他跟这里没半点关系。”提到李立国，杨宝坤神情冷淡，“虽然李立国公开称自己是玉田人，但他从没真正把自己当玉田人。”

    “说话少，做事多”

    现在位于沈阳东北大马路的“东方银座”地区，上世纪曾坐落着一座监狱，由沈阳市公安局七处管理。李俊山在沈阳安定下来后，就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当了一名干部。当时，监狱对面的沈阳建筑机械厂，高级工程师每个月工资4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而李俊山的工资还要高出不少。“那地方人人都想去，按说我们也是国家管理的大厂，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也比不上那儿。”沈阳建筑机械厂原高级工程师曲红顺回忆道。

    为了方便职工的工作和生活，公安局七处开办了一所子弟小学，李立国便在此就读。七处的家属楼里，还有记得李立国的老职工，提到他，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小孩儿读书用功，话不多，上学都是跑着去的。”沉稳、谨慎、有干劲，是《环球人物》记者在沈阳走访过程中很多人对李立国的共同印象。

    小学毕业后，李立国就近在沈阳市第十四中学读书。几年下来，他的家庭背景在班里一直是个谜。“没见过他家人，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他很有能力，成绩优异，做事本分，不张扬，只说该说的话，不多说一个字。但从没听他提到过自己的身世。”同班同学李广顺告诉记者。

    1970年，沈阳建筑机械厂还是全国著名的钢结构厂之一，能进去工作的人都是“尖子生”。那一年，厂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十四中招人，一共招了两批。“第一批是最优秀的，是我们自己挑人。第二批是正常分配。”机械厂一名中层干部黎高辉（化名）说道，“李立国是第一批，分到了锅炉房。”朱克胜是与李立国在锅炉房共过事的前辈，两个人每天在一起推煤车、烧锅炉，他回忆：“李立国不爱说话，只努力干活。我们早上7点上班，他5点就到，晚上6点下班，他8点才走，是锅炉房第一个出现和最后一个消失的人。他也很有礼貌，见到人都会笑着打招呼。但不会跟你走得很近，也不会让人觉得他冷漠，而是与人保持合适的距离。”当时厂里的年轻人结婚，都非常热闹，吹唢呐、放鞭炮、唱红歌，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闹婚。李立国例外，他结婚没人知道。

    不过，性格内敛、寡言少语的李立国，后来却做了一件让全厂人出乎意料的事情：抢军帽。“当时的孩子都崇拜军人，非常喜欢军装，觉得了不起，有威严，很多人买来穿。李立国有一天就在街上冷不防地抢了别人的军帽跑了。”这件事让朱克胜觉得，他骨子里并不是平时那个看上去甘于沉默的人，而是一个有想法、渴望荣誉的人。

    黎高辉也有同样的感觉。“李立国喜欢写东西，而且写得很好。普通工人哪里会舞文弄墨？厂领导很赏识他，就把他调到宣传部门，参与撰写文书，出黑板报、大字报等。他的政治热情那会儿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厂归沈阳市建材工业局管理。1974年，局里到厂里抽调人手，李立国就被选去了，在局里的团委当干事。”从此，李立国开始了自己的仕途。时任建材工业局团委书记的刘海文向《环球人物》记者评价李立国时，只有一句话：“说话少，做事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单位可以推荐优秀员工到高等院校深造。“像我们这样的工厂，出去深造的人往往是到专业技术类院校，学成再回来工作，走上工程师之路。但李立国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后来去的是党校，搞政治去了。”朱克胜说。

    “他的手伸得很长”

    走上仕途后，李立国长年在建材领域任职。曲红顺是沈阳建筑机械厂里为数不多的后来又见过李立国的同事之一，按照他的话说，“是厂里最后一个见到李立国的人”。

    1993年，李立国离开工作了23年的东北，来到西藏自治区担任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据曲红顺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西藏没有天然气能源，牛粪依然是很重要的燃料，人们需要四处搜集牛粪，很不方便。1995年，沈阳建筑机械厂在拉萨附近参与修建液化气站，改善那里的能源结构，曲红顺被委任为负责人。

    “出发之前，厂长怕我们人生地不熟，就跟我说李立国现在西藏当秘书长，万一有问题，可以找他。”曲红顺说，“其实，这工程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但他知道后特别热心，嘱咐我们工程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要给沈阳人丢脸，要给西藏人民留个好印象，增进民族友谊。”工程开工后，李立国隔三差五便带些烟酒和日用品去工地看望工作人员。“他给我们递烟点烟，聊些工地的事情，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简朴是曲红顺对李立国的另一个印象。工程完成后，拉萨市区第一次用上了液化气，曲红顺去了趟李立国的办公室，是庆祝也是告别。“原本以为当了大官，条件应该很好，结果发现他办公室特别小，就十来平方米。屋里东西也少，只一张老办公桌和两个凳子。”曲红顺感慨，“跟李立国接触过的人都想不到他今天会被查。”

    但沈阳官场一位知情人士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李立国在民政部任职期间，时常越权办事。“他的手伸得很长，沈阳部分区县的干部，比如某局局长人选，他都会干预。所以他出事，沈阳的干部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另外，他这个人在官场还有些‘口碑’，主要是重感情。老同事、老部下找他帮忙，提拔个处级干部什么的，他都会打招呼，还不时组织聚会。”

    “民政部的问题，‘一把手’难辞其咎”

    目前，李立国落马的原因尚未明确。资深媒体人周筱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民政部内部人士告诉我，李立国和‘民政部窝案’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福利彩票，据说涉案上百亿；二是涉嫌将优抚退伍军人的资金挪用，在北京开发商业房地产；三是在慈善与公益领域存在巨大贪腐。”

    从2011年起，周筱赟持续关注和揭露公益领域的一些问题，如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事件、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事件等。“中国公益事业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机构，即民政部涉嫌失职乃至渎职造成的。作为民政部曾经的‘一把手’，李立国难辞其咎。”

    2013年3月，周筱赟向民政部实名举报民政部下属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的财务报表中，48亿元善款神秘消失。“2014年5月16日，民政部工作人员向我电话通报调查结论：小数点点错了。我要求不仅公开调查结论，还要公开完整的调查报告全文。民政部工作人员称没有法律规定要向举报人公开调查报告。”周筱赟说。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付诸实施。当天，周筱赟再次申请公开民政部对儿慈会的调查报告全文、调查组人员名单、会议纪要等。“结果，民政部2016年10月19日的答复显示，上述材料竟然都不存在！”周筱赟说，“我于2016年11月1日将民政部告上法庭。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李立国的民政部部长职务。我的起诉状在12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退回，理由是被告有误。起诉状上，我写的被告是民政部及其法定代表人李立国。随后，我重新修改被告后再次将起诉材料快递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目前正期待该事的进一步发展。”周筱赟说。

    周筱赟还发现，儿慈会作为民政部直属的公益组织，其高管名单几乎全是民政部高层领导。而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文件，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2016年2月至4月，中央第九巡视组对民政部党组开展了专项巡视，并于当年6月6日向民政部党组反馈专项巡视情况，给出的意见中就有这样一句：“公共权力部门化利益化，利用主管社会组织的权力为干部谋职谋利，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也存在问题。”

    对于彩票问题，李立国自己也很清楚。2015年1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向李立国和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提出了一连串关于彩票的问题：“审计抽查发现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金额达到169.32亿元，占抽查资金的26%。彩票管理为什么存在这些突出问题？你们是怎么进行整改的？违纪违规违法资金都收回来了吗？对有关责任人员都严肃问责、追责了吗？如何举一反三，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李立国回答说，制度建设滞后、管理运行方式调整不及时、法治观念淡薄、行政监管不够到位，是问题屡现的主要原因。他还表示，要建立健全福利彩票发行费管理制度和公益金使用管理制度。

    “有失大局意识”

    中央第九巡视组在向民政部反馈巡视情况的过程中，讲到民政部存在的问题时，首先提到的是：“党的领导弱化，贯彻中央社会政策要托底、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重大决策部署不到位，有些惠民政策在一些地方落实不及时不得力。”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原主任唐钧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首先讲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从2010年到现在，城市低保对象数量下降得特别快。2009年最高峰时约为2300万人，现在只有大约1700万人。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理论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用经济手段让所有人脱贫，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为了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习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并为此提出了‘四个一批’，除了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之外，还有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前两个‘一批’由国务院扶贫办负责，后两个由民政部负责。像现在这样盲目地把低保对象数量减掉，就与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不一致，是不‘精准’的。”唐钧说。

    唐钧认为，有些地方的低保对象大批量减少，并不是他们真的小康了、富裕了，而是在政策落实上存在不作为、乱作为。“比如，低保对象当中，有一部分是下岗工人，他们的父母原来可能是国有企业员工，分得一套小面积的福利房，这一代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房子就留给了儿女。如今，儿女也都五六十岁了，他们可能会有两套房。他们的孩子也长大了，但买不起房，只能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有些地方因为这些下岗工人有两套房，就取消了他们的低保，但他们的生活还是很艰难的。国际上有一个惯例：不能变现的财产不能拿来作为限制条件。有些地方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有些‘左’，最终会损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质量。”

    “在民政部负责的养老工作上，也有盲目行事问题。‘十二五’期间，在老年服务中单纯以‘床位数’为单一目标，最后造成床位数翻番但入住率不足一半，虽有政绩但留下后患。”唐钧说。

    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役老兵胡国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民政部门对革命烈士家属抚恤金的管理也令人忧心。他的战友何绍荣是昆明市西山区海口镇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当地民政局给他的父母送去了1000元抚恤金和《定期抚恤金领取证》。此后每个月，何绍荣的父母都能领到几十元的抚恤金，但一直不舍得用，因为这是儿子用命换来的钱。2011年，何绍荣的父亲去世，民政局突然把抚恤金领取证收了回去，并告诉何母：按规定，你有退休工资，不再享受抚恤金。何母很不理解：“我们没有退休的时候，也有工资啊，怎么就可以享受呢？”她后来越想越难受：“收回证书是不是取消了儿子的烈士资格？”胡国庆说：“烈士为国牺牲，对烈属的抚恤不应有贫富之分，更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剥夺对烈属的抚恤，何况何妈妈的生活条件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国务院颁布的《烈士褒扬条例》明确规定：‘保障烈士遗属的生活不低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当地民政部门在落实国家政策时存在偏差。”

    民政部作为拟定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方针政策的主要部门，负责救灾救济、社会福利和扶危济困等诸多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理论上应该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但实际中并未完全如愿。“民政工作必须重视调查研究，不唯上，不教条。民政工作又是一种平衡机制，应为大局所用，但现在来看，有些工作有失‘大局意识’。”唐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