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玉，天一阁“修书”40载

    王金玉
    1962年出生， 宁波人。天一阁古籍修复师，藏品修复部主任。独立修复数百本古籍，包括《天圣令》《西都杂例》等珍藏刻本。2012年主持编写的《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被当作指导性文本向全世界推广。
    出现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的王金玉略显疲态。作为天一阁藏品修复部主任，几十年如一日低头补书的工作已经让她养成了足不出户的习惯，连接受采访都成了很费力的事情。平日里，王金玉一旦在工作台旁坐下来，就会进入“禅定”状态，一整天坐着不动，盯着台面上的文物“来回捯饬”。记者原以为她跟时髦不搭边，采访时却见她头戴一顶绒线渔夫帽、身披西域风格披肩、脚上一双高跟皮靴。“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不同，休息时我还唱卡拉OK呢。”她笑道。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一个名为“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的项目，天一阁承担了编撰《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部分的工作，王金玉主持具体编写。如今《导则》出版在即，王金玉希望这项成果能更好地指导古籍修复工作。
    古籍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阁，是文化部公布的12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珍藏古籍达30万本，国画大师潘天寿题写了“南国书城”牌匾。
    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兵部右侍郎范钦致仕还乡，因喜好读书而修建此楼。天一阁的名字取自《易经注》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希望以水制火，防止书籍被大火烧坏。但他没有料到，书籍最大的敌人是时间。数百年过去，如今馆藏古籍中约有40%因为鼠噬、虫蛀、潮湿霉变或板结等原因而损毁，亟待修复。以王金玉为代表的修书人，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把古籍抢救回来。
    首先要对文物存档，之后是无损检测，就是在对古籍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检测纸张的酸碱度、白度、纤维成分等，然后根据破损情况制定修复方案。第三步才是正式修复。在这方面有一个原则，叫“修旧如旧”。天一阁副馆长郑薇薇向记者解释：“就是不允许在原物上创新，如果你达不到让它保持原样的要求，就不要动它。”这也是古籍修复者的基本职业操守。
    修复阶段有拆书、洗书、补书、锤书等10余道工序，繁复纷杂。“有时候修复一页纸就要花好几个小时。”王金玉说。而修复好一册古籍，通常需要一两个月、一年甚至更久。除了对修复师的考验，破损的古籍对修复材料也异常挑剔。比如打稀的糨糊，可不是流水线上用面粉生产出来的，而是用小麦淀粉纯手工调制的，往往需要反复调制后才能达到要求。在天一阁办公场所里摞着的竹纸和绵纸，也均是“特贡”，多采购于浙江奉化棠云乡，或者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门配发。
    《台东涧溪鲍氏宗谱》是王金玉经手修复的古籍。修复前，很多内容已经没法看了，书的上部分是残缺的，四周的边角也已破碎，只有正中间相对完整一些。修复时，王金玉取出备用的竹纸，先按照古籍中间的完整页面，用美工刀裁出一样大小的样本，然后蘸上特制糨糊，把散碎的边角补在周围缺口处，再与原书贴合到一起。修补后的页面厚薄不均，王金玉用圆形小锤，轻轻地将较厚的部分锤平整。完成这些步骤后，古今纸张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只有对着灯光举起修补页时，才能从背面看出修补痕迹。只是缺失的内容虽然能通过资料查到，王金玉却不能把它们补上去了。
    “我们的字迹无法跟原作者的字迹完全一致，会破坏整体感，而且以前的书是雕版印刷的，现在补上去是手写。”修复好后的《台东涧溪鲍氏宗谱》还原了状貌，但在内容上，修复前的空白处依旧保留着空白。虽然遗憾，却是最真实的史料。
    从歌舞剧团到青灯黄卷
    1978年，王金玉刚进天一阁工作时年仅16岁，还不知道古籍修复是什么，只是喜欢唱歌跳舞。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还去面试过北京芭蕾舞团，没成功。高中时去面试宁波甬剧团，成功了。但只待了半年就转行到了天一阁。”王金玉说。
    初到天一阁，王金玉是年纪最小的员工。“工作都快满两年了，我还没资格选举宁波市人大代表，因为不够18岁。”她笑道。但她的修补水平却赶上了老师傅。按照郑薇薇的话说：“一般人要学习5年后才能修普本，再过3年才能修善本。”可王金玉只修了两三册普本就去修善本了。进步如此神速，她觉得主要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属于内向的人，喜静不喜动，可以闷头工作一天不说话。”

    有一次，领导见王金玉又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忍不住说：“你怎么就不出去走走呢？干脆把卫生间搬到你办公室算了，免得你憋坏了。”郑薇薇则“吐槽”说：“本来就是个文静的人，干了这行更文静了。每天都是家、单位，两点一线，一心扑在古籍上，不怎么跟外界接触。”
    几年前，王金玉成了部门主任，和外界打交道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这让她头疼。“我不太喜欢社交，包括接受采访。”王金玉看了看记者说，“每次有人来找我，我都很无奈，一天到晚都是这些事情，就不能让我好好修书吗？但没办法，为了宣传知识，一定要面对这些。”由于常年修复古籍，王金玉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孤独，人多了反而不自在，甚至患上镜头恐惧症。前不久浙江电视台来采访，她对着镜头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现在你跟我两个人，没镜头还好，如果有镜头对着我，你今天可能就采不到东西了。”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里，王金玉的古籍修复成功率高达100%。她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苛，“如果没有十足把握，我就不会动手”。但总有一些破损的古籍，靠目前的技术无法拯救，王金玉遇到过一次。
    “那是一本南宋古籍，修复难点在于，它每一页的正反面都有字，修补这面，另一面就完了。不像一般古籍只一面有字，我们能在没字的那一面修补。”她曾考虑用化学药物处理，又怕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同时也违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最终无奈放弃，原封未动地把它保存了起来。忆及此事，她苦涩而简短地说：“遗憾，但没办法。”
    “修复师比大熊猫珍稀”
    因为长期以来对古籍修复做出的贡献，王金玉被授予国家“30年文物工作者”称号，这是国家少有的对文物工作者的表彰，但她却看得很淡。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整个行业能够好起来”。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博士生导师罗琳透露，“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开始实施时，国内古籍修复师不足100人。如今10年过去了，郑薇薇告诉记者，全国古籍修复师加起来仍不超过200人。而作为国宝的野生大熊猫，截至2016年底，共有1864只。如此对比，足见古籍修复师的珍稀程度。在郑薇薇看来，人才缺失是中国古籍修复行业最大的困境。据统计，全国需要修复的古籍大约3000万册，即使所有古籍修复师全力以赴，也要耗费上千年，严峻形势可见一斑。
    “真正热爱和适合做这项事业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真正出于热爱而决定一辈子修书的人没几个。”王金玉解释说。最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很多院校都开设了古籍修复专业，但很多学生是为了能考上大学才选择这个专业，毕业后找的大多是别的工作。
    2008年，天一阁招进一批大学毕业生，但没过几年，很多人便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这让王金玉很苦恼。“好不容易培养出来却走了，互相耽误时间。”她无奈地说，“现在我们吸取之前的教训，只招宁波本地人，因为吃住稳定，流动性小。”
    古籍修复是一个经验活，在其他行业做10年就能成为老师傅，但在这个行业可能才刚刚入门。“就像宁波人早先去上海学做生意、当药店学徒一样，古籍修复有一种继承性，需要言传身教。”郑薇薇说，“有些学生毕业后来我们这儿，还得接受1至2年的培训实践才能正式上岗。他们会觉得气馁，明明接受过系统教育，为什么不能直接上手？于是就放弃了。但这个行业恰恰最需要经验。”
    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为了改变“唯经验论”，王金玉和天一阁的同事们正努力推动古籍修复的标准化，《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项目做了8年，就是希望做成一个能够被大家认可的行业标准。企业有国际化的标准指导生产，我们也同样需要。”王金玉说。虽然目前古籍修复没有蔚然成风，但她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近两年我接受的采访是之前10年的总和，说明大家开始关注这个行业了。国家对‘工匠精神’的宣传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搭乘时代的顺风车，原本想着56岁就退休去跳舞的王金玉，决定继续为古籍修复事业奋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