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必行的南下

    深圳—珠海—顺德—广州，已经退休的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对这条路线非常熟悉。1992年，他陪同邓小平走过这条路线，邓小平一路上的若干次谈话，成为载入中国改革史的南方谈话；2012年，新当选的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到了广东，走的路线和行程与当年大体一致。陈开枝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就说明，习总书记要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今天的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走在这条路上。正如这条路上的每一处风景，我们和这个国家一直保持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在160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顶层旋转餐厅，服务员把《环球人物》记者带到“邓公厅”，并告诉记者，这里的陈设保持了25年前南方谈话时的样子。但玻璃窗外的世界却大不一样了。25年前，邓小平在旋转餐厅可以“一览众山小”。而如今，国贸大厦在深圳最高建筑榜单上连前100名都排不进去。“深圳能从当年一个‘无线’城市成长为今天的一线城市，没有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掀起全国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鹏城’深圳也许早就成了折翼天使，国贸大厦也许至今还是最高建筑。”深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吴松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深圳变得冷冷清清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不少外商都跑了，很多人失业，打工仔一队一队地回家。深圳有些酒店入住率不到10%，基建停工，街道上冷冷清清。”吴松营清楚地记得邓小平南下之前的深圳。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杨尚昆和李鹏请到家里说：“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些话是有根据的。上一年的GDP增长率从之前的两位数一下降到4.1%，而1990年的增长率继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从没这么低过。

    “这是最需要抓经济的时候，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上出现复杂的形势。当时，东欧正在剧变，苏联处在解体前夕。经过70多年发展历程的社会主义进入低潮，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思想震动。他们发展了70多年都垮了，我们怎么办？这是很多人的疑问。”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龙平平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说。

    有的人到经济特区考察，认为那里除了红旗之外，其他都成了“资本主义”。“有的老同志接受不了，认为这离当初的革命初衷太远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当时，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一时间，人们关注的重点似乎不再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了。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处境开始有些尴尬。“那时候深圳人到外地出差，常被另眼相看，甚至被刁难。我们到外地想住招待所时，人家一看介绍信，发现是深圳来的，就说：‘没房间，住不了。’有些人还骂：‘你们深圳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还有人说深圳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吴松营说。

    “邓小平很着急，他觉得有必要以自己的特殊影响力把改革再推一把。”张金才说。

    场景一：中巴车上的谈话

    “1992年元旦凌晨，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发来了一封绝密电报：‘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接待、安全工作。’我们在广东省委办公室里讨论接待工作，有人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电报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我认为肯定没那么简单。老人家习惯春节期间到上海休息，上海早已有一套成熟的接待方案，这次来广东难道就因为广东比上海暖和？”陈开枝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陈开枝提出了“深圳—珠海—顺德—广州—上海”的路线建议，具体是1月19日到达深圳，29日在广州东站乘车前往上海，按照惯例在那里过春节，当年2月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为了保证老人家得到充分休息，都是安排上午参观，下午休息。邓小平办公室和广东省委批准了我的方案。”陈开枝说。

    1月17日夜，邓小平的专列驶离北京。车上除了邓小平，还有他的妻子卓琳和子女等人。

    邓小平先是在武汉、长沙的火车站做了短暂停留，到达深圳火车站的时间是1月19日上午9点。10分钟后，他乘中巴到达深圳迎宾馆，住进了桂园别墅。考虑到他已经坐了一天两夜的火车，本来安排他先好好休息，可他刚到桂园不久就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外边去看看。”

    对邓小平来说，深圳就像他的孩子，他1984年来过一次。8年不见，听到风言风语那么多，他急切地想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孩子。就在为他备车的间隙，广东和深圳的领导干部陪他在院子里散步。

    行前邓小平已经让工作人员传话，他这次来，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摄影，不报道，新闻单位不派记者跟访。结果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都没派记者。“不报道，不等于不留下历史材料，为了对历史、对人民负责，我对邓小平办公室的同志说，中央媒体不派人，广东当地的媒体应该来，人员由我定，责任由我负。邓办的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新华社广东分社、广东电视台、《南方日报》都派了记者。经研究，深圳、珠海也派少数记者参加。”陈开枝说。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告诉邓小平，一会儿参观深圳市容，邓小平笑着问：“这样会不会招摇过市？”谢非马上说：“不会，不会。广东、深圳的人民都想念您。有很多干部都等着您接见，排着队哩。”邓小平说：“不要见了。因为见了少数，得罪了多数。就是出去走走，看看市容。”

    上车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向邓小平介绍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邓小平说：“深圳如果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不知要等到哪一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的问题。”

    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邓小平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要用20年时间超过‘四小龙’。‘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不但经济发展很快，社会秩序也比较好。你们要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都超过‘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谈到刚刚出现的股票市场时，邓小平说：“股票市场也有不少人担心是资本主义，所以让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是成功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一些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许多东西要敢于试。不试，学不到经验，也培养不出人才。开始办特区，不知道怎么搞，试一下，慢慢就懂了。通过试验，证明不行，就改。一个人要是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

    这次“中巴谈话”，是南方谈话的第一个重要场景。

    中巴车慢慢驶至皇岗口岸，这里与香港只隔着一条深圳河。1990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李嘉诚时就说过：“我争取活到1997年，就是要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老人家在这里站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当时的风很大，他的衣领都被吹得翻动起来。我上前轻声说：‘风大，请您上车吧！’他依然沉默地望着深圳河对面那片土地。”陈开枝说。

    晚上，邓小平和家人吃团圆饭，餐桌上全是青菜、豆腐等家常菜。按照事先的约定，他没有和广东、深圳的地方领导会餐。“我们问邓榕，要不要准备点燕窝之类的补品，她说：‘不用，我爸爸很少吃这些东西。’”陈开枝说。

    场景二：国贸大厦的谈话

    “1月20日上午，本来是安排邓小平在国贸大厦看看风景，听听汇报，没留多少时间，结果他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8年前他到深圳是为了了解情况，所以主要是别人讲，他听。这次变成他讲，别人听，他想要大家了解中国的情况。”龙平平说。

    当时的深圳国贸大厦号称“神州第一楼”，在顶层49层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得以看到深圳全貌。“我们事先给李灏书记准备了上万字的汇报材料，但是为了多留时间让老人家讲话，李书记只挑最重要的内容和数据，反复熟悉，反复精炼。”吴松营说。

    李灏结合一张深圳特区总体规划图，给邓小平做了简要汇报：1984年，深圳的人均国民收入是600元，现在是2000元；建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进行物价体制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邓小平很高兴，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时我一听到这‘三个有利于’，哎呀！感觉就像三伏天里吃了冰镇西瓜，畅快淋漓。我还记得，邓小平还习惯性地举起右手，加重语气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又说——我讲过多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政治风波这个关我们就闯不过，闯不过就乱。那天他说的那些话，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陈开枝说。

    国贸大厦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记得最为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20多年后，这名工作人员还学着邓小平当年的四川口音，又向《环球人物》记者清晰地复述了一遍。

    在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邓小平谈到新加坡的经验，强调两手都要硬，经济搞好了，社会风气搞坏了，还是失败的。他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要注意克服，要很好地抓，不能让其发展。这一点我们应该是能办得到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一领导，社会主义的方针一确立，这些东西就曾经一扫而光。消灭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在旧中国，云南的军队是很有名的‘两条枪’嘛，解放后就变成了一条枪了嘛。龙云的鸦片烟瘾也戒了。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腐败的东西。”

    李灏介绍说，香港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据称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000美元。深圳目前还远远低于香港，但深圳人民的生活要比香港稳定、有保障，深圳普通职工家庭基本上都能住上五六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而香港的普通工人，恐怕打一辈子工，甚至两三代人打工，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

    “听到这些，老人家说：‘是的，社会主义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老百姓办好事。’”吴松营虽然是广东人，但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时，也经常使用四川口音。“老人家还说：‘要告诉某些香港人，不要老想中国乱。中国乱了，首先遭殃的是香港。20万人跑过去，香港就会受不了，如果跑过去100万人，香港就会被挤垮。’”

    邓小平还讲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了想说：“那就是我啰。”“听他这么说，我心想：好家伙，老人家真是当仁不让，不过也只有他能当核心。”吴松营说。

    邓小平接着讲道：“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所以，对这个问题要有自觉性，老同志尤其要有这个自觉性。长……长……”讲着讲着，邓小平有点语塞。吴松营看到，女儿邓楠在旁边大声地说：长—治—久—安。“对，对。长治久安。”邓小平说，“我发现靠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找别的人，真正要找下一代。”

    在国贸大厦的行程严重超时，邓楠在邓小平耳边提醒说，还要到别的地方参观，他笑着说：“人老了，岁数大了，话也多了，就讲这些吧。”

    “国贸大厦谈话”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二个重要场景，也是他到深圳后第一次有系统、有重点的谈话，堪称南方谈话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在他离开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人赶到国贸大厦一层大厅，争睹邓小平真容。尽管现场十分拥挤，但并不混乱，邓小平一出现，人们就自动给他让出了一条路。

    场景三：临别的谈话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制造了两极分化，这是没道理的。邓小平从一开始，提出的就是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他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龙平平说。

    1月21日，邓小平参观了华侨城的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高兴地观看少数民族舞蹈，并和家人在布达拉宫景区前合影。在回宾馆的途中，邓小平心里惦记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到仙湖植物园参观，并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参观时，他见到一棵奇特的树，植物园的负责人告诉他，广东人叫这种树为“发财树”。“邓楠说：‘我们也种一棵发财树。’邓小平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我心想这不就是让大家共同富裕吗？”陈开枝说。

    下午，邓小平集体接见了一些党政军领导人和媒体，包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以及广东省、深圳市的领导。

    “老人家一开始说一个人都不接见，只是来休息。等到他把话讲得差不多了，我们都很激动了，他大概也很激动了，就开始大量接见。这样的转变，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还没有讲完，要继续讲。第二，深圳的实践证明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他看到深圳的变化、面貌、成就之后，增强了信心。他把军队的人也找来，我想他是做好了深彻谈话的准备。果然，他反复讲，谁反对改革开放谁下台。”吴松营说。

    邓小平对大家说：“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有一段时间反对的意见闹得比较凶。我说不争论，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原来反对的人才慢慢跟上来了。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不争论，就这么试，大胆地试。”

    在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

    邓小平再次谈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龙平平认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5句话，最核心的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边几句都是途径，讲的是怎么实现共同富裕。“从三中全会到1994年，他讲了几十遍共同富裕的问题。到南方谈话时，他把时间表讲了出来，说得很重：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时候，要下决心、花大气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今天，习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在落实这个问题。”龙平平说。

    这场“临别谈话”，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三个重要场景。

    1月23日，邓小平准备乘船离开深圳，前往珠海。在上船的踏板上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过身，将右手抬到胸前，挥了一下，对紧跟上来的李灏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这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最后一句嘱咐。

    在珠海，邓小平再次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问题。当珠海市委书记向他汇报，准备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新车、住房、现金等重奖时，他伸出大拇指说：“我赞成！”

    在珠海芳园大厦29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看到了澳门。他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在顺德，邓小平考察了乡镇企业，谈道：“特区姓‘社’不姓‘资’，乡镇企业也是姓‘社’不姓‘资’。”随后，他到广州乘火车前往上海，2月21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他的最后一次南方之行。

    “南方谈话一出来，我们看到了一盏明灯”

    “我们开始不敢直接发表邓小平的谈话，就以评论文章的形式把他的讲话精神浓缩进去。2月20日，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引起社会上很大轰动。此后，《深圳特区报》每隔一天发一篇评论文章。”吴松营说。他当时既分管新闻出版，也分管对外宣传，跟香港的媒体打交道较多。他问香港《文汇报》敢不敢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评论文章。香港《文汇报》时任总编辑张云枫一听很兴奋，马上就转了，而且还加了按语：“《深圳特区报》的评论文章就是原汁原味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很快，日本共同社、英国广播公司（BBC）、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联系索要《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传真稿。

    “发了两三篇之后，北京有人给我打电话：‘老吴，你们怎么这么搞？’意思是现在让你们停掉也是有可能的。”吴松营说，“但这个时候停发也会是个大新闻。一是有了海外转载，已经通过海外影响海内了；二是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讲了有8篇评论，如果停掉，读者就会问：不是说好有8篇吗？怎么没有了？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 《新民晚报》 《羊城晚报》等媒体也转载了。3月6日，第八篇文章发表。这8篇文章被称为‘猴年新春八评’。”

    接下来就是直接发表南方谈话的内容。“《深圳特区报》是一家地方报纸，报道中央领导人的活动和讲话内容并不合适，但我下定决心，要尽快把老人家的讲话精神宣传出去，要让这些重要谈话产生大爆炸的效果。同时，我也做好了被处分的准备。我回去跟老婆说：‘我们很可能要回家了。’我是农民出身，处分之后大不了就回去种田、卖红薯。”吴松营说。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3月30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转载了这篇通讯。当天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转播。晚上，中央电视台转播。第二天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全版转发。接下来，国内外开始铺天盖地讨论中国的动向和邓小平的意愿。“大部分人是欢欣鼓舞的，都来找我们要报纸，连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来要，我们留的一些存底几乎被抢空了，一下子洛阳纸贵。《深圳特区报》的发行量本来是5万份，老人家来了之后，增加到将近20万份。”吴松营回忆说。1993年，吴松营被调任《深圳特区报》担任社长、总编辑。

    龙平平得知南方谈话的消息，就是通过《东方风来满眼春》。“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感到震惊和激动！我是恢复高考之后上的大学，毕业后到中央机关工作，我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有这种家国情怀，都很关心国家发展，特别是当时的很多争论，比如姓‘资’姓‘社’、计划与市场、阶级斗争、‘左’右之争等等。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可能没感觉，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非常压抑。别的国家制裁你，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跟你打交道。我们对自己的一些东西本来感觉挺好的，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令人忧心忡忡。这个时候，南方谈话一出来，我们看到了一盏明灯！”

    “前面14年的改革都是在探索，一会儿说计划为主，一会儿说市场为辅，一会儿说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都是在转圈子。因为思想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顾虑：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方式。南方谈话彻底把这个争论理清，把窗户纸捅破了。”龙平平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南方谈话给十四大打下了理论基础。现在，还有一些国家胡搅蛮缠，比如美国、日本等等，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尽管他们不承认，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是我们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了它，改革开放就有了根。”龙平平说。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姓‘资’姓‘社’这种思想禁锢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时不时改头换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97年，我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提出任正非的华为‘姓资不姓社’。我就说，不能简单地认为私人投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就是社会主义。最后，十五大报告上写道：‘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以往对邓小平的评价中，都提到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加了一句话：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这是一句不可忽视的、一锤定音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是谁，过去是有争论的。习近平的讲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龙平平说。

    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重提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的经典语言。龙平平对《环球人物》记者总结说：“我认为改革开放最核心的成功经验就是两个字：连贯。‘100年不动摇’说的就是连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就在于我们这几代领导人紧紧围绕和坚持小平同志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需要‘100年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