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

    “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

    “在今天，退休是件很平常的事，各级干部都有规定的退休年龄。但是36年前，我父亲71岁出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如果他想干、干得动，就可以一直干下去，因为那时候整个国家领导层面上还没有完善的退休制度。”北京市委原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常委段君毅之女，曾任国家轻工部副部长的段存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但是，段君毅在1984年卸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在中顾委开始了他的“二线”生活。那些年，和他同样卸去一线领导岗位、进入中顾委的还有萧克、何长工等人。让领导人“到点退休”，这一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变，起于邓小平。

    1979年夏天，邓小平出了趟远门：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考察、游历月余，安徽黄山是其中一站。7月13日，邓小平开始登黄山，两天后才返回。他登山时歇脚的照片很快流传开来：卷着裤腿，攥着手杖，精神饱满。回到住处，邓小平对记者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邓小平时代》的作者、美国学者傅高义评价道：“邓小平此行给人留下了身体非常健康的印象，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做什么呢？党的建设，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

    邓小平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进行，一大批遭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老干部们的工作经验和热情毋庸置疑，可是岁月不饶人。‘文革’10年之后，原本年富力强的一代人已是垂暮之年。即便他们身子骨暂时还硬朗，但终非长久之策，干部老龄化已成了一个严重问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才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严重到什么程度？据统计，1979年前后，中管干部里60岁以上的占50.55%，其中65岁以上的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1岁。陈云有一句非常形象的描述：“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的头发已经白了。”

    尽管邓小平向外界传递出自己还有精力工作的信号，但他从不避讳年龄带来的影响。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个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个小时的确实有，能不能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再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类似的话，邓小平在那段时间提过很多次。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戴焰军看来，邓小平是在“吹风”：“一来，老干部们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上，突然让他们靠边站，感情上不太好接受；二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党自然不会延续这种做法，但部分人的潜意识难免这么想。邓小平推行领导干部退休制的想法，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革，他需要提前预热。”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干部时正式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他用幽默的语言说出了这个破天荒的想法：“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从没有规定领导职务终身制，但也没有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的任期和退休制度。这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事实上的终身制，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任上去世的。从更广的范围来看，这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的普遍现象。”张金才说。以苏联为例，斯大林自1922年担任党的总书记，一直到1953年去世，31年里几乎从未间断。此后，除了因党内斗争被搞下台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其余苏联领导人都以高龄在任上去世。勃列日涅夫时期，终身制带来的弊端发展到顶峰。1964年，上台之初的勃列日涅夫58岁，精力充沛、谦虚谨慎，常和同僚就某个问题平等讨论。在他当政中前期，苏联步入“黄金时代”。然而，1976年大病一场之后，勃列日涅夫身体日渐虚弱、脾气暴躁，听不进任何意见。上世纪80年代后，他变得行动迟缓、思维混乱。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会议上拿错了稿子，念了很久也没理会他人的提醒。直到助手把另一份稿子递到面前，他才明白过来，就以无所谓的语气说：“同志们，这可不是我的错。”到他1982年在任上去世时，苏联国家机构臃肿，任人唯亲和腐败盛行，国家败象已显。“邓小平打算建立退休制时，勃列日涅夫还稳稳坐在台上，所以这样的改革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毫无经验可供借鉴。当然也会有阻力。”

    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也就是“8·18讲话”，矛头直指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戴焰军认为，这番话直指终身制的危害：“终身制容易导致权力集中，甚至出现个人崇拜，这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文革’中饱受磨难，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1982年，新中国制定第四部宪法时，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了法律上的安排。当时在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的法学家、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大学同窗郭道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制定1982年宪法的过程中，邓小平不仅把握着大的宏观原则，也对很多条目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任期制，这对1982年宪法有实实在在的影响。经过研究，最终的1982年宪法专门规定了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重要职位连续任职均不得超过两届。这从法理上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得之后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的工作有了基础。”

    “中顾委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工作”

    去年12月12日，一条新闻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原中顾委委员韦纯束因病医治无效，在南宁逝世，享年95岁。近年来，每当讣告中出现“中顾委”三个字时，总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张震、杜润生、汪东兴等。“中顾委委员”的身份标志着：他们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有过卓越的功勋，有过很高的权威。《环球人物》记者几经周折想寻访他们中的健在者，却难如愿：目前十余位健在者中最年轻的97岁，最年长的102岁，有人语言困难，有人身体状况欠佳，有人在疗养院常住……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为推行退休制、安置老干部，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设置顾问委员会。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中央正在考虑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发挥他们的作用，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议军队设置顾问组，还考虑了具体方法。随着他后来再次被打倒，这件事不了了之。此际，邓小平有机会落实此事，便先从自身做起。1980年，邓小平带头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然而要人们交出权力谈何容易。眼看工作迟迟推不动，邓小平发了脾气，有一次话说得很重：“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仅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

    1982年，经过两年酝酿，党的十二大决定正式成立中顾委。十二大结束后，中顾委举行了第一次全会，邓小平当选中顾委主任。张金才认为，邓小平出任中顾委主任体现了他对这项制度安排的高度重视。

    段存华至今记得父亲进入中顾委后的情形：“我父亲1982年成为首届中顾委常委，由于工作需要，他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任上工作到1984年。虽然没有马上离开一线岗位，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未来的事上，比如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这也符合邓小平的要求，老同志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我印象里，一些年轻干部经常向父亲请教工作问题，父亲也耐心地指导。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后，他也没有什么怨言，安心地做起了顾问工作。”

    顾问工作具体怎么做？邓小平立了规矩：“中顾委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工作……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啊，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如果搞的不适当，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在“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的基础上，邓小平也要求中顾委的老干部们发挥好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多深入基层、多考察调研。“父亲那一批老人对党和国家的感情很深，即便不在一线领导岗位了，也闲不下来，愿意竭尽所能多做些事。在中顾委期间，父亲一共跑了27个省市做调研，从汽车工业、外汇储备再到柴米油盐，涉及主题很广，给中央写了很多建议。但是有一点他非常在意，就是绝对不干涉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只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整理出来以供参考，这才叫顾问嘛。除了自己感兴趣的调研，中央有时也派给他们任务。父亲曾到四川和新华社调研，了解地方和部门的情况，他完成得很好。多年后，我在机场休息室偶遇一位新华社的领导干部，他对父亲当年的调研还记忆犹新，说不愧是老同志，有经验、有办法。”段存华说。

    中顾委成立时，邓小平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主席，精力有限，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了中顾委的日常工作，但大方向是邓小平明确的——中顾委就是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他曾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

    1985年，叶剑英、黄克诚等人发表公开信，请求完全退休，37位中顾委老干部也在信上签名。邓小平知道后很高兴，设宴招待这些老干部。听到有人说，要听中央的话，把退休制度搞下去时，他说：“听你们这些话，我要干一杯！”

    时间到了1991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在即，中顾委的10年期限将近。曾在中顾委办公室工作的王晓中说：“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要求保留中顾委，但邓小平决心已定，不再多说一句话。”此时，陈云已接替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有人到上海请示正在休养的陈云。陈云说得很干脆：“我考虑了，十四大以后我不再干了。至于中顾委以后还设不设，请你们研究。”张金才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上，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是一致的。

    原中顾委副秘书长黎虹回忆道，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3天，中顾委存废的争论仍在继续。那天下午的大会上，薄一波说：“十四大后不再设中顾委，小平同志两年前就在考虑这件事，我当时表示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只不过出于纪律，我没和别人讲。陈云同志也是这个意见，我们只有执行，不能有别的想法！”说到这里，会场渐渐地响起掌声，薄一波接着说：“掌声表示大家同意，这事就这么定了。”会场的掌声更为热烈，历史的难题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就此化解。随后的十四大上，中顾委如期撤销。

    “在中顾委撤销与否的问题上或许有些争论，但我认为主要是有些老同志还放心不下。他们毕竟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操心操惯了。真到了彻底退休的时候，我没听到父亲和那些叔叔们有一句怨言。像我父亲，和退休前没什么两样，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到处走走看看，在家里待不住。只不过，完全是以一个退休老党员的身份了。”段存华说。

    “年轻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点”

    “老的退下来，摊子交给谁，是一个大问题。‘8·18讲话’中，邓小平把帮助选择接班人视为老干部的第一任务。”戴焰军说。1979年前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提拔了一些年轻干部，但远远不够。当时，一个省级党委的成员往往有十七八个，甚至更多，年轻干部的名字总是出现在名单末尾，似乎只是陪衬。

    1981年，老干部退休的制度有了初步进展，但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依然缓慢。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会后邓小平对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专门说起了这个问题：“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要来一次灾难。”邓小平还表扬了主动让位并推荐年轻人接替自己的水电部老部长刘澜波，建议大家向他学习。

    第二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共选出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其中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211人，60岁以下的有171人。十二大闭幕后，邓小平专门接见了39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这些年轻人进入大厅时，中组部的工作人员一一唱名，向邓小平介绍他们的情况，其中包括了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名字：胡锦涛、李瑞环、宋健……“那天看到这么多年轻干部，邓小平很高兴。”张金才说。

    1983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考察时召集市委的领导，谈起上海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邓小平拿着上海市委推荐的中青年干部名单，虽然名单上的18个人他都不是非常熟悉，但他很满意：“上海人才多，合格的人也多。60岁的只能再干五六年了，你们提的名单中有5个50岁以下的，可以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在一旁补充说，把“踩线的”（整50岁）加上是7个。“年轻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点。我相信市委、市人事安排小组、中央工作组考察的结果。”邓小平回应说。一名当年的年轻干部回忆起这段历史，感慨地说：“1983年上海调整市级领导班子，选了18个人，都在四五十岁左右。陈国栋比当时年龄最小的吴邦国大了31岁，比我大28岁，算我们的父辈。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在实践中培养我们。”

    在邓小平的带动下，提拔有能力的年轻干部成为党内共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委员长万里之子万伯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父亲也会向上级推荐有能力的年轻人，比如田纪云、李铁映等人，应当说他这是响应了邓小平的号召。当年小岗村搞‘大包干’时，父亲正在安徽任职，他非常赏识滁县地区年轻的地委书记王郁昭。”1982年，王郁昭升任安徽省委常委，后来历任安徽省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据王郁昭的秘书回忆，王郁昭晚年曾说，当年万里提拔年轻人的魄力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伯翱说。

    “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2016年12月，习近平在中国国家主席任上第七次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历史的轨迹充满了必然的巧合——1985年，基辛格访华时，会见他的是决意彻底退休的邓小平。“博士，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准备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放心。”在基辛格2011年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那场影响中国日后政治生态的“老人退，新人进”的情形：“邓小平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结束传统做法——只能由现任死亡或者丧失天意而换代，这一标准不仅规定任职无限期，并诱发混乱……他逐渐撤出最高办公室，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如此做的领导人。”

    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一退到底”，不仅退出中央委员会，而且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事关重大，中央对邓小平的要求很慎重。王震找到聂荣臻征求意见，沉思半晌后聂荣臻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时期，小平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但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建议小平还不能全退。”中央经过研究后，王震给聂荣臻送来邓小平的反馈——“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就这么办吧。

    1987年的十三大上，中央决定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半退”，三人分别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和全国政协主席。与此同时，聂荣臻、徐向前、邓颖超和彭真的“全退”请求得到了批准。“年轻领导人的资历和威望与邓小平相比差得太多，党内要求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期继续领导改革开放的呼声很高。当时，国际局势也不是很稳定，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局势陆续开始出现动荡，邓小平再留一段时间很有必要。”戴焰军说。

    虽然邓小平“全退”的愿望暂时没能实现，但是推进领导干部退休制和年轻化并未因此放缓脚步。据万伯翱回忆，包括父亲万里在内，很多老干部纷纷表示要给年轻人让路。“在请退的老一辈人中，我父亲是最年轻的，邓小平当面表示了感谢。他说：‘万里同志，谢谢你。你肯带头这么做，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父亲相对年轻一些，主动请退带动作用会更好。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父亲在身体不错的情况下，提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最终，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从十二届一中全会时的73.8岁下降到了63.6岁，年轻了10.2岁。

    时间很快来到1989年。6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了政治局常委，新的中央领导层基本形成，3个月后，他们来到了邓小平的住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让大家来，还是商量我退休的事。”有人想开口说话，邓小平挥了挥手：“退是退定了，退了很有益处。”此时，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不久，人们希望邓小平继续掌舵。于是，他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在张金才看来，这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他一直希望建立退休制度，曾几次说过，人老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如果那样可就真成了终身制了。”

    就在那天，邓小平向政治局提交了辞职信。两个月后，十三届五中全会表决通过邓小平的退休申请。消息传来，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立即乘车来到了会场。在人们的掌声中，这位八旬老者有些激动：“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11月13日，邓小平在工作岗位上会见了最后一批外宾——日中经济协会访问团。他平静地说：“你们将是我最后会见的一个正式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客人和记者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会见结束后纷纷挤上前去要和邓小平合影。他微笑着默许人们不停地调换位置，以便离自己更近一些。

    在距离这一幕27年后，又一轮省级党委换届在全国相继进行。2016年上半年，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和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年满65岁，到龄离任。郭庚茂的离任感言是“愉快地从河南省的主要领导岗位上转下来”；赵正永的离任感言是“干部新老交替是我们党的重要制度和一大优势”。到了2016年下半年，在完成了省级党委换届的14个省、自治区的常委班子里，“60后”干部成为中坚力量，其中“65后”13人，“70”后1人，1970年出生的江西省委秘书长刘捷成了全国首位“70后”省委常委。退休与新老交替成了今日中国政治生活的常态，也是今日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

    不论是党章还是宪法，都明确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确立了到站下车、到期就退的任期制，至今仍被严格遵守。党章第六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退、离休。”这一规定是在1982年邓小平主持开幕的十二大上首次写进党章的，保留至今。宪法则是在第三章有关国家机构的部分，明确规定了国家主席和各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任期，同样是1982年在邓小平支持下制定的，有关条款沿用至今，几乎未变。这保证了权力交接、运行的平稳。重视年轻干部，提倡干部“四化”，与如今选择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在精神内核上也是一致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说，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无疑也是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