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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的时间坐标上，2017年一开始，就迎来了两个重要的节点：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5周年，以及邓小平去世20周年。
如果给今天的中国评选唯一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是“改革”。翻开2017年的日历，启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就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在我们的采访中，南方谈话的亲历者说到了一个细节：2012年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首次考察就赴广东，他在广东走的路，和1992年邓小平走的路大体一致，都是深圳—珠海—顺德。
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气质，也必然继续塑造中国的命运。而这一切，都始于邓小平。
如果说改革是一部正在进行的当代史，那么时间越久，越能照见细节，越能看得深远。邓小平和他启动的这场改革，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加以解读。
《环球人物》：今天来看，邓小平给当代中国留下了怎样的遗产？
石仲泉：改革开放后，直至邓小平去世前，他的思想理论光芒集中在一头一尾的两次讲话：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前者大体决定了今天的政治走向，后者基本决定了今天的经济面貌。
《环球人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怎样影响今天的中国？
石仲泉：“文革”动乱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带头拨乱反正。他反思“文革”这段历史：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问题，并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他在讲话中指出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如权力过分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这篇讲话既是我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标志性文献，也是党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起点。
我们还在走这条路，按照他的讲话精神继续前行。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在一步步向前推进，这个逻辑联系非常清楚。
《环球人物》：南方谈话为什么这么重要？
石仲泉：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社会上和党内对此都有这样那样的很多看法。当时比较流行的一股思潮是要走回头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目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仍然是主要矛盾。邓小平对这个问题非常反感，他一生都在反“左”，如果真的这么搞，改革开放就完了，所以他要到南方谈话，纠正当时的错误倾向，还十分严厉地说：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下台。
南方谈话很全面，他的思想精华都在里头，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1997年，他去世了。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环球人物》：这两次相隔12年的讲话有何共性？
石仲泉：两次讲话，两次纠正了航向，使中国一直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两次讲话也表现出邓小平敢于担当，敢闯敢冲的人格魅力。思想顾虑多了，是没法干事情的。眼下有些领导干部不做为，在思想上存在顾虑。从严治党不是要我们不做为，应当怎么做还得怎么做，不能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那是一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完全是找借口，与正确的政策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仍然需要邓小平的担当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