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励，在枪炮声中接生

    人物简介 蒋励，1983年生于浙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2013年3月起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

    蒋励说自己有点面瘫，丈夫有时也唠叨她，“工作不要那么严肃，对病人要亲切些。”这或许是职业和经历所致。我们聊天时，她最大幅度的表情也就是微笑和皱眉，和她的外表不搭。蒋励长直发、长相甜美、个子高挑，像个模特。她蜷坐在咖啡馆的沙发上，稍显局促，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温柔的理性。但温柔的外表下是强大而坚韧的内核。她讲话既快又稳、逻辑严密，“胎盘早剥”“弥漫性凝血”“胎死宫内”这些词语虽平静地吐露，仍显沉重。

    蒋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主治医师，2013年一度辞了工作，成为一名无国界医生。“都是救治病人，但在资源十分丰富的医院，你只需要安稳地当医生就行了。但我知道远远不够。”那种被病人唯一需要的感觉，对她来说是另一种成就感。

    医院像生孩子的“流水线”

    霍斯特省位于阿富汗东南部，如今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这个地名，搜出的图片种类依然非常单一：全副武装的装甲士兵，燃烧的汽车，炸弹爆炸后地面上未干的血迹及零星的尸体碎屑。2013年，蒋励成为无国界医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霍斯特省，任当地无国界医生医院的妇产科大夫。抵达目的地时，蒋励充满新奇。很快，新奇被异样的紧张取代。“没有大的航站楼，抬眼望去全是黄土，很荒凉。沿路设有铁丝网和路障，军人荷枪实弹、层层检查。”

    蒋励所在的无国界医生医院由一所废弃的军队医院改建而成，增加了集装箱式的办公区和休息区，用厚厚的砖墙围起全部建筑，防止枪弹打入。蒋励说，“医院旁边就是警察局，那里经常遭到恐怖袭击，或大或小的枪声、爆炸声几乎每天都有。”但枪声模糊了战争和欢乐的边界。“当地人结婚也要鸣枪庆祝，分不清哪些是武装冲突，哪些是结婚。”她听起来都像放鞭炮。

    这家医院只有两名“外援”妇产科医生，其中一个就是蒋励。尼日利亚籍的搭档离开、新搭档没来时，蒋励曾独自“掌管”整个医院。那段时间，蒋励常在工作结束后到医院的小台阶上一个人坐着休息。医疗统筹人员多次问她，是不是压力很大。 

    “很大，因为工作量非常大。在国内，像北大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1个月的分娩量也不过两三百例，而霍斯特妇产医院每月有超过1200例孕妇分娩。医院才60多张床位，待产室住不下，车上生、地上生的孕妇不在少数。整个医院就像流水线，孩子不断被生出来。”孩子出生后，阿富汗人便开始祈福：将新生儿的身体掰直、用布条缠好，再用一种黑色颜料给婴儿画眼线，寓意保护眼睛。蒋励说，“在医院的产房里放眼望去，一排新生儿被直挺挺地绑着，画着大眼线。他们一边绑一边祈祷，一边画眼线一边念念有词。”

    医院缺乏一些基本的救助设施，没有重症监护室、呼吸机，甚至没有全身麻醉药物。蒋励体会到，“被病人唯一需要的感觉”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不能像在国内医院一样，处理不了的可以交给上级大夫或等专家会诊。在这里，只有我自己。”

    站在手术刀尖上

    阿富汗妇女一般在十七八岁就开始生育，她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一次接诊时，蒋励的搭档询问做B超孕妇的年龄，得到的回答是30岁，“但她看上去像50岁的样子”。由于医疗资源匮乏，阿富汗的母婴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是普通地区的20倍。然而蒋励在的3个月内，这家无国界医院没有发生一例孕产妇死亡。

    蒋励站在手术刀尖上，常常险胜死神。2013年6月的一天，一名怀孕7个月的妇女被紧急推进医院，“她产前出血达800到1000毫升，心率明显加快，血压下降，已经进入休克前期，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但医院只有最基本的促进宫缩药物，止血药十分有限，手术台上只有一个护士协助她们。蒋励不得不切除孕妇的子宫，但这是妇产医生的下下策。“不仅是不能再生育的问题，她们在家里、村子里的地位和名声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切除子宫后结扎动脉时，蒋励发现孕妇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血管损伤，此前她只在国内妇科肿瘤的手术台上观摩过这种病例，“出血汹涌，甚至出现凝血障碍”。蒋励非常紧张，“必须找到出血的血管进行手术，否则她很可能失去生命。”

    “在国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压迫住损伤血管，呼叫血管外科医生上台协助。这场手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不得不马上修补血管。”手术室的慌乱情绪被蒋励压制下，她镇定情绪，和搭档配合完成手术后把病人送到监护室。

    完成手术的蒋励仿佛失掉所有力气。她给丈夫打电话，嚎啕大哭，重复解释：“这个病人可能真的要死了，我确实做了所有能做的了，我已经非常努力了……”万幸，病人最终活了过来。蒋励回想，“我以为会特别特别有成就感，但更多的是无力。”

    很多无国界医生对第一次任务有初恋般的情感，蒋励没有。接受任务时他们每人配备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功能最简单的那种。蒋励离开驻地上交手机时，如释重负。在医院安静的夜里，这部诺基亚几乎每晚都发出极为尖锐的铃音，把蒋励从床上“拽”起来四五次。每次响铃蒋励都很紧张，她不知道即将到来的病患是什么情况，自己能否处理好。

    令人愤怒的“人为因素”

    无国界医生工作让蒋励的职业生涯快进，加速面对生死。她很快遇到从业以来第一例新生儿死亡。“国内新生儿的死亡率非常低，也碰到过胎死宫内的情况，但从来没有孩子在我面前就没有了。”

    “那个婴儿在分娩过程中窒息，生下来就不行了，软趴趴的一团，双眼紧闭、四肢无力，呼吸就像叹息一样，更像一口痰卡在嗓子里。我当时想，我再多捏一会儿气囊，再用力一点，他也许就能哭出来了。” 护士和助产士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蒋励还是没有停止。婴儿的外婆走过来，拿走了蒋励的气囊。她捧着蒋励的脸，又指指天，说了一堆话，蒋励听不太懂。大意是“孩子，上天已经把他带走了，你做了所有能做的事，这就可以了，谢谢你”。医院里没有恒温箱及其他的营养源，那些挺过一劫的早产儿不一定比这个孩子更幸运，“他们几天后会被抱回家，能否存活，得看上天的意思。”

    蒋励的第二次任务在巴基斯坦，当地的医疗设施水平比阿富汗要强很多，但出现了更多的孕产妇死亡。当地私人诊所大剂量、快速地用催产素，以保证床位循环，极易导致孕妇子宫破裂，胎死宫内。

    “每周至少有一例这样的孕妇，到医院时瞳孔已经放大了，我们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有时病人一到我们就马上手术，手术没过半，病人已经没有心跳了。”遇到第一例子宫破裂的病人时，蒋励问：“他们用了多少单位的催产素？”病人家属回答：“60单位。”蒋励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重复问了几遍，得到同样的答案。在国内，一般是5个单位催产素加到500ml生理盐水中缓慢静滴，一分钟5到10滴。“这些人为因素导致的死亡令人愤怒。” 

    “出任务前，无国界医生组织已经做出环境评估，我相信自己的人身安全能得到保证。但我非常明白，任何工作都有风险。”几年前，5名无国界医生从阿富汗巴德吉斯省海尔汗前往瑙堡，他们没有在约定时间与无国界医院取得联系，结果数小时后发现已被杀。2015年10月3日，阿富汗昆都士的无国界医院遭美军轰炸，14名工作人员和28名病人及看护者遇害，尽管医院曾将地理位置告知交战各方，包括美军。

    如今，蒋励想要个孩子，谈到这个话题，她露出少有的甜蜜笑容。她计划等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再出任务，“有点上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