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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感谢你们对《巴黎协定》的报道。”这是邹骥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也是采访中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虽然从事气候谈判工作长达16年，但他觉得国内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的普及程度并未得到有效提高。
“大家对气候变化还是有些误解，比如很多人认为，咱们的空气质量这么差，雾霾这么重，就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其实这两者虽然有关系，却不是一回事。”邹骥笑道。今年11月，《巴黎协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生效，这份开启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的历史性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行动安排。作为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在长达4年的谈判期间，邹骥看到了一些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也想到了更多问题。
“这里有两个误区”
邹骥在外的身份是谈判专家，在内则担任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的职务。当记者来到他的工作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时，他正忙着审议和签署秘书送来的各项文件。
“去巴黎谈判前已经把工作都做了安排，今天专门抽空把文件处理完。”正在签字的邹骥来不及抬头，对《环球人物》记者连称抱歉。
在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的今天，邹骥很愿意通过媒体向老百姓解释一些气候谈判和气候变化问题，打开他话匣子的就是当下最受国人关注的雾霾。在很多人的概念中，这是环境污染导致的气候变化，必然是国际谈判中的核心议题。邹骥却笑着澄清，“这是两个最常见的认识错误：第一，雾霾跟气候谈判沾不上边；第二，雾霾不属于大气污染”。
看着一头雾水的记者，邹骥继续解释：“气候谈判，谈的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比如重工业使用矿石燃料后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甲烷，它们才会造成大气污染，结果就是温室效应。而雾霾的主要来源是汽车尾气、工地扬尘和家庭燃煤等，其成分大多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
由于温室气体影响的是全球，而雾霾只是局部地区污染物，尤其是京津冀的“土特产”，所以气候谈判不是让各国减多少PM2.5，而是减多少二氧化碳和甲烷。“北京的雾霾人家不认为是全球的事，而是你们国家自己的事。”
至于戴口罩能否减轻雾霾对身体的危害，邹骥表示大部分是人的心理作用，虽然口罩多少能隔离一点，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隔离效果取决于口罩的致密程度，越密越有用，可太密你就窒息了。而且戴口罩空气不流通，多憋得慌啊。”
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治环境污染。在这方面，邹骥觉得人们应该树立起正确意识，因为这与生活息息相关。但经过实地走访后，他发现很多人在这个话题上存在侥幸心理，只索取利益却不想承担相应的义务。
“很多小工厂不愿意减排，觉得那么多污染源，凭什么说是它排的。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减排别人却不减，搭了自己的顺风车。”邹骥说，“人们也是一边抱怨雾霾重，一边又要开车。大家总觉得空气不好是政府的责任，跟自己没关系。”联系到日前网上卖空气的新闻，他觉得尽管这是个噱头，却值得深思。“良好的空气质量是一种商品、一种服务，大家应该树立起这种观念。你挣再多钱，空气不好，你也不会喜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得从自身做起。”
转变消费意识是邹骥反复强调的一点。在他看来，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而且对气候环境好转直接有效的办法。“比如请朋友吃饭，两个人三菜一汤足够了，不要为了体现自己有钱，十个菜八个菜地上；车子就是个代步工具，开个1.4升排量的就行了，3升、4升太大。”邹骥说，“《巴黎协定》离老百姓并不远，别看它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协定，落实下来也就是这些小事。”
谈判桌上下的较量
谈到国际上的责任和义务，邹骥气不打一处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责任大小的重要依据，排放量多的国家应率先减少今后的排放，为抑制气候变化做出努力。“显而易见，从工业革命至今，西方国家是排放主体。但它们想尽各种理由逃避责任，美国就是代表。” 邹骥愤愤道。
2012年，《巴黎协定》谈判在南非德班开启。在首次缔约方大会上，邹骥代表中方做了第一次发言。戏剧性的是，与他辩论的对手是他以前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工作时的一个老朋友——美国气候能源部主任。此时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必须摒弃私人感情。邹骥提出，《巴黎协定》应该遵循历史责任，考虑整个排放历程。
对方的反驳非常直接，上来第一句话不是礼貌性地问好，而是完全否定：“我不同意邹骥的观点。”这让邹骥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想咱们不是挺好的朋友吗，怎么这么直啊？”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很快发现对方有逃避责任并嫁祸给中国的意图。“他说不应该谈历史，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面向现在和未来。目前中国是排放大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邹骥觉得这不可理喻，因为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历史累积排放的后果，追根溯源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他随后列举了美国实验室研究得出的数据：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美国累积排放量是中国的2.6倍。虽然最后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但谈判却并没有以中方获胜而结束。
“谈判不是非得让你按我说的办，那是撒泼。谈判有激烈争论，也有退让妥协，是一种博弈。”邹骥说，“真正的谈判是想好双方利益共同点在哪里，底线是什么，然后达成一致。”这种理念促成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出台。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共同发布了这份声明，被外界赞誉为“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携手，并为《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其实，这份声明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简称共区原则）问题上僵持不下，但这是中国谈判的底线。眼见约定期限将至，美国提出了一个接受条件。“他们要在原则后紧接着加一句话：‘在考虑到不同国情的前提下。’我们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是经验丰富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司司长苏伟建议，在两句话中间加一个逗号，含义就不一样了。这件事才得以解决。”
加逗号的做法让美方大吃一惊，因为它有了两种解读方式。这虽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语法规范，但在外交辞令上确实可以这么描述。“这个逗号给了中美双方各自的解读空间。中国可以认为这就是共区原则，美国则理解成自己需要的意思。这个微妙的逗号就是智慧的妥协，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心里的算盘。”邹骥说。
2014年11月11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中南海瀛台举行会晤，凭借这一个“逗号”，习近平最终在此问题上说服了奥巴马，给外界留下了“瀛台夜话”的美好回忆。
《巴黎协定》的生效，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到了更多发展机会。就中国而言，以往西方国家总以中国年度排放量高居不下为理由在道义上谴责中国，而协定则从历史排放总量上看问题，“这样中国就比美国和欧洲少太多了，协定允许了中国更多的合理排放。”邹骥解释，“这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争取了更多时间。”至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获得了发达国家承诺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
“因为你代表了中国13亿人”
多次参与重要谈判，迫使邹骥养成了加班熬夜的习惯。有时谈判持续时间很长，他只能马不停蹄地准备各类课题的文案。他清楚地记得，2000年在海牙谈判环境技术转让问题时，自己连续39个小时没有睡觉。“那段时间觉得床特别亲切。”邹骥苦笑，“有时候谈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才散会，回酒店看到床被服务员整理得平平整整的，特想上去睡觉。但过一会儿又要开会，只能去冲个澡、换件衬衫、重新打个领带就走了。想着一晚上交了这么多房费，却连床都没沾着，就觉得很不划算。”
这是邹骥第一次参加谈判。初出茅庐的他虽然英语不错，但谈判中的专业术语和规则还是很难理解，尤其是对手会设置一些难题，更让他不知所措。
“有个发达国家的联合主席使了个小伎俩，事先没把会议文件给我看，到了现场突然拿出来，说只给我10分钟时间浏览，之后不提意见就表示完全同意。那文件有好几十页，10分钟怎么可能看明白。”这样的压力逼得邹骥手忙脚乱，最后多亏一位久经沙场的韩国代表帮忙才得以解围。“他直接说需要两个小时研究。”邹骥回忆，“这其实就是谈判。但那时我没经验，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是一个学习过程。”
邹骥认为，一个好的谈判专家，不断学习和对国家忠诚是必备的素养。只有对国家忠诚，才不会在面对他国压力时心生胆怯，“因为你代表了中国13亿人”。而学习，则会让自己在遇到问题时处理得得心应手。
有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开会，圣卢西亚共和国的大使说，中国是发达国家，应该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出更多钱。熟读经济学的邹骥马上想到一件事，回应道：“贵国有一个叫威廉·刘易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按这个学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他的书。”邹骥说完，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作为谈判代表，首先是对自己国家的方方面面有了解，其次是对别的国家有所专攻，知己知彼，才能不给国家丢脸。”邹骥总结说。
《巴黎协定》的谈判成功，是邹骥职业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虽然这是团队作战，但作为其中一分子，能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战略地位上的华丽转身做出贡献，他感到非常光荣。“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就不枉此生了。”邹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