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死不悔改的统一派”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作家陈映真于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陈映真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以理性、批判的笔触，为台湾乡土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一生波折，但始终站在反民族分裂的第一线，团结了一大批“统派”作家。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对陈映真晚年不受台湾照顾、在大陆去世很是感慨，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陈映真认同共产党的理想，所以国民党视他为共产党，民进党认为他是‘统派’。”

    创建中国统一联盟对抗“台独”

    王晓波最后一次见到陈映真是1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座谈会”。“映真在座谈会上还发了言，但出来时，他就中风发作站不起来，被紧急送往医院。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台湾的事情交给你们，我也放心了’，之后我就没有和他见过面了。”尔后的10年，陈映真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定居北京，再没有回到台湾。

    王晓波和陈映真是在为争论性批判杂志《夏潮》供稿时相识的。1979年这本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夏潮》没有了，《夏潮》的作者、读者及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们就成立了‘夏潮联合会’。后来陈映真和《中华杂志》的胡秋原先生希望能在‘台独’倾向高涨的情况下，成立一个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夏潮联合会也参加到统联中来。”王晓波说。

    1987年以后，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台湾政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李登辉当局默许海外“台独联盟”回台发展，“台独”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即民进党，面对如此恶势，陈映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筹组中国统一联盟的工作中。当时，两岸已可以来往，去过大陆访问的台湾人都震惊于大陆的进步和发展，陈映真也很有感触：“过去的统一论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占，要‘反攻大陆’统一，要‘打败共匪’统一，只许这种说法，别的说法都不行。形势让我们觉得需要组织一个民间而不是官方、主张民族统一的政团。”

    1988年4月，陈映真被选为中国统一联盟主席，对此他曾说：“我原是很不喜欢当头头的。创盟时，他们提议让我当主席，我就一口拒绝了。后来胡秋原先生讲了一句话，我心里为之一震。他说，在台湾推动中国统一运动，如果由一个较有声望的本省人来做，远远要比一个外省人来做更有意义。我一想这是很对的话，就不再推辞了。”

    中国统一联盟的成员大致分三部分，有已经释放了的左派前政治犯，“夏潮”系统年轻的“左统派”，还有以胡秋原先生为中心的外省籍爱国知识分子，主要开展反制“台独”活动。“他们举行‘我是台湾人’大游行，我们就发动‘我是中国人’的游行，有时会到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对他们的某些言论表示抗议。”陈映真说。

    “统联期间，我们促进了两岸三通、直航，还举行过游行，为群众做演讲，告诉群众为什么我们要主张中国统一，中国统一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好处。这些工作陈映真都有参加。”王晓波介绍。

    受鲁迅作品影响一生

    陈映真对于国家强烈的认同，和他自身的遭遇是分不开的。陈映真1937年出生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新竹，本名陈映善，两岁时过继给伯父后改名陈永善。“陈映真”是他幼年过世的孪生哥哥的名字，他说，“用这个笔名，好像我们就一起活着”。

    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台湾光复，但随着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人们短暂的喜悦很快被恐怖气氛所代替。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场血雨腥风。在莺歌镇的火车站上，年仅10岁的陈映真看见一位外省客商被当地人打倒在地，衣服和鞋子上沾满了血迹。

    成长在白色恐怖之中，陈映真越来越感受到现实的肃杀与悲凉。大约在小学六年级时，他读了鲁迅的《呐喊》，从此被影响一生。陈映真说：“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臣民，以求取所谓‘民主、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理解，但同时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1957年，陈映真考取了淡江文理学院（今淡江大学）外文系。两年后，他在《笔汇》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陈映真的畏友，《笔汇》杂志的创办者、台湾作家尉天骢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形：“我和永善就读于同一所高中，他比我低一级，我听说他写的不错，就把稿子拿来发表，第一篇就是《面摊》，写得非常动人，发表以后大家都喜欢。于是他就又拿来了《我的弟弟康雄》，讲的是主角康雄满怀改造社会理想，因无法忍受现实打击而自杀的故事，有点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起初，陈映真很不自信，把《我的弟弟康雄》交给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叶嘉莹，取回稿子时，发现叶先生全部用红字做了修改。陈映真说：“叶教授的朱批认真严肃，竟没有把我的稿子当作文学青年卖弄文艺腔的稚浅之作，说了一些由不得别人不认真对待的赞赏和期勉的话语。”

    《我的弟弟康雄》引起了巨大反响，作家三毛曾说：“这篇小说看了一百遍以上，每遍读都哭。”“他的笔法新鲜动人，文字反反复复，让人有种缠绵不断、挥之不去的感觉。他还把当时台湾奋斗青年的共同感受写了出来，变成大家共同的声音，让人们觉得找到了共同的朋友。”尉天骢说。

    1964年，陈映真发表了小说《将军族》，最早涉及了“大陆人在台湾”的主题，作品一发表便受到广泛关注。1963年至1967年，陈映真还发表了《文书》《一绿色之候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第一件差事》等作品。“后来我们都当兵了，《笔汇》也停止了，过了几年，我们大家又凑在一起办《文学季刊》，作品更多关注小市民的生活。映真因为有在军队和外企的经历，所以对台湾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除了浪漫，写实的风气也更强了。”尉天骢说。

    这期间陈映真还与同仁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以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为主。1965年，陈映真还为读书会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以读书会为基础，陈映真成立了左派组织“台湾民主同盟”，也因此罹祸。1968年5月，陈映真和胞弟被一个伪装成记者的侦探出卖，以“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遭到逮捕。经过侦讯，陈映真等人被送往景美的军法处。中秋节，尉天骢带着月饼去探监，见面时他还极力安慰陈映真：“不要泄气，你又没干什么事！”但到年底，陈映真却以叛乱罪被判处十年徒刑。1970年，陈映真被移送到台东泰源监狱，然后到绿岛集中营。

    “文学的陈映真变成政治的陈映真”

    在监狱的日子里，陈映真的父亲第一次去探望他时，就给他留下这样一番话：“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然后，你是我的孩子。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世……”陈映真满含热泪听完父亲的嘱咐，并以此勉励一生。

    陈映真入狱7年，直到1975年7月蒋介石去世百日特赦，才提早出狱。“他在牢里认识了许多上世纪50年代的左派、政治犯，真正接触了接触过共产党的政治犯，对他影响相当大，所以我说他是白色恐怖后认同共产党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他是自然红。”王晓波说。

    出狱后，陈映真就职于美商温莎药厂，但仍不改其志，以“死不悔改的统一派”自居，继续从事写作。1979年10月，陈映真又被当时警备总部军法处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理由拘留，最后在施明德、陈鼓应、白先勇、郑愁予等人的联署抗议下，36小时后获释。

    1985年，陈映真创办了结合摄影与报告文学、深度报道的月刊《人间》杂志，以“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和历史，从而进行纪录、见证、报告和批判”为宗旨，开创了报告文学先河。

    陈映真把笔触转向第三世界的经济、文化侵略等议题，以《华盛顿大楼》《夜行货车》《万商帝君》等作品批判台湾的跨国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亲美的政治结构与社会风气，给台湾带来的再度沦为实质上的殖民地的危险。此时的陈映真，已经触碰到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的人民应当如何应对与生存的命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禁忌渐开，陈映真以《山路》《铃铛花》《赵南栋》三部作品缅怀白色恐怖中被迫害的台湾左翼革命者，同时也反思革命者的后代在这患有“历史遗忘症”的台湾终于委顿与陷入虚无的生存处境。在尉天骢看来，出狱后，“文学的陈映真变成了政治的陈映真”。然而因财务拮据，《人间》杂志终在1989年停刊。“《人间》杂志办得非常精彩。我认为那个杂志有世界水平。”尉天骢说。

    陈映真创作了数十部小说，基本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之作。“映真毕竟是文学家，不是政论家。他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意见。在我看来，映真是个爱国爱民的人。爱国，他主张统一；爱民，他社会主义。”王晓波说。